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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增長，人均國民收入從1978年的160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約8000美元，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在習慣了高速增長、近兩年卻面臨增速下行壓力時，中國人對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擔憂與焦慮開始增多。

這種焦慮感一方面來源于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是低概率的歷史經驗（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余的88個國家或地區要么繼續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要么下降為低收入國家或地區），另一方面也源于目前中國可持續性崛起受到了來自創新與增長雙重乏力的國內外壓力，尤其是國際秩序的重建與動蕩期對中國增長帶來的不確定性挑戰。

正如拙作《美國的焦慮》一書所言，當前唯一全球超級大國美國的焦慮主要在于如何應對崛起大國與其他群體性力量的挑戰，而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中國的焦慮，就在于如何維護中高速的增長，成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正因為此，在剛剛結束的2016年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根本要靠發展，而發展必須有合理的增長速度。

作為人口中全球近20%、2015年GDP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15.5%的巨型經濟體，中國的發展以及所伴隨人均國民收入的上升過程，不只會正向地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和標準制定，也會反向地受到全球經濟體系的制約。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視野來看，才可見其全貌。

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只會正向地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和標準制定，也會反向地受到全球經濟體系的制約

全球比較視野下，“中等收入陷阱”存在陷阱

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余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相當于中國許多省會城市的人口規模。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后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沖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做經濟自主，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

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說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國內輿論不必被跨過陷阱的小概率歷史經驗所嚇著。

另一方面，即使越過中等收入門檻、進入高收入國家階段，并不代表國家發展就能高枕無憂了。這些年，美國、歐洲和日本都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國內風險頻發，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那就是一個國家如何構建國內外有利于可持續增長的環境，讓發展成為一種永續的狀況。

更重要的是，國內外不少研究已證明，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類不同的經濟體，都有可能陷入增速低迷狀態，即所謂“增長陷阱”。相比之下，在三類經濟體的“增長陷阱中”，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困境反而是最小。通過這種比較，國內輿論就能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后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博茨瓦納（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長心態，不必過于焦慮，但也不必過于無視。畢竟，對于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發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在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當代世界，每個經濟體的增長都與全球經濟不可分割。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跨國基礎設施網絡、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全球化元素，都與每個經濟體的增長息息相關，卻又有其自身運行方式，不能僅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每個經濟體的增長陷阱問題，都需要看到其中的全球化元素。

在當今世界，波及到每個的經濟體的全球性“增長陷阱”正在變得日益嚴峻，這就是金融危機深層化發展帶來的復蘇乏力，并且在2016年進入了更嚴峻的新階段。由于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的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每一個經濟體增長放緩的原因，最多地是來自像“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戰亂、強國金融制裁、他國經濟不穩定等國際因素，而非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起源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占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的西方經濟體無節制的“印鈔救市”行為，帶來國際資產價格泡沫以及全球實體經濟通縮，經過深層化發展，能夠在2016年看到的顯著后果，就是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以及金融市場波動、匯率市場震蕩、大宗商品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次生災害”。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這將是繼2015年的2.4%之后，全球經濟連續第二年增速低于3%，且大大低于預期。要知道，2008-2014年，全球實際GDP年均增速是3.26%。

為此，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上，G20國家提出了全球增長目標，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經濟總量比‘現有預期軌道’基礎上更多增加2%”。測算可知，要完成這一目標，需要讓全球經濟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達到3.2%以上。按照目前全球經濟情況，這一目標恐怕面臨落空。

毫無疑問，無論什么類型的經濟體，未來的增長面臨“新增長陷阱”的病灶其實在全球全身，因為各個經濟體均面臨著克服增長陷阱的全球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