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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述提及的各種現象已經被大量的專題研究所揭示。我們需要回答的更重要的問題是，媒體精英緣何在政治立場上與西方社會的建制派權威走在一起，從而成為現行全球化方案的堅定擁護者。對此，可以從兩個相互關聯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這種選擇顯然符合已經高度壟斷化的商業媒體自身的利益。20世紀晚期，歐美各國在既有市場結構下的文化消費需求已經趨近飽和。對于媒體資本來說，兩條出路幾乎成為必然選擇，其一是打破新政自由主義時期對傳媒行業的各種政策性約束，讓媒體盈利的潛力發揮到極致；其二是打破國際壁壘，讓文化產品與其他工業產品一樣沖進全球市場，并通過國際分工，降低內容生產和分銷的成本。

當時的政策變動剛好滿足了媒體集團的這些訴求。在里根政府時期，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廢除了帶有明顯新政自由主義色彩的“媒體公正準則”（Fairness Doctrine），放棄了由公共機構實施媒體內容監管的機制，不再要求新聞業必須播報嚴肅且有爭議的公共議題。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媒體政策更為激進，1996年通過的聯邦通信法案直接解除了資本在媒體行業投資兼并的各種壁壘，幫助傳媒資本實現了大規模的整合與壟斷。這些美國傳播領域的政策調整很快在世界各國吸引了效仿者，從而轉變了全球傳播產業生態的基本格局。

在國際市場上，媒體集團也有足夠的理由期待盡快實現全球化轉型。正如維亞康姆原首席執行官雷石通所言：“媒體公司正關注著那些能夠帶來最好回報的市場，而這些市場都在海外”；維旺迪環球的前主席比昂迪也聲稱：“傳媒企業長期計劃的成功有99%都依賴于海外業務的成功運作”。

很難想象有著如此明確利益指向的媒體集團及其新聞報道能夠對主導性的全球化方案進行任何整體性反思。正如格林沃爾德所言，這些媒體精英享受著現行體制帶給他們的各種名譽、地位和特權，使他們不得不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北約、西方軍事力量、聯邦儲備委員會、華爾街和聯合國等維系西方普遍性秩序的國際機構展現出愛戴和尊敬。即使他們有時對這些組織的某些行為有所指摘，也不可能容忍那些從根本上否定、憎恨和脫離這些組織的行為。

其次，媒體精英融合為政治建制派的組成部分是一個歷史動態的過程。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但催生了脫離本土公共生活的跨國資產精英，也帶來了一個追捧商業世界主義文化的知識勞工階層。他們集納在西方社會那些高度依賴于全球市場的行業，如服務業、金融業、教育業、高科技產業之中。這些人生活在倫敦、紐約、洛杉磯、北京、上海等全球都市之中，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有著中等偏上的收入和體面的工作。他們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幾乎隔絕于本國的基層勞工群體，卻是商業大眾媒體最主要的服務對象和新聞行業勞動力最重要的來源。

如上所述，媒體在商業運營上的解放與全球市場的發展幾乎是一個同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主流媒體重新按照商品的價值大小對受眾群體進行了區分，在傳播資源高度壟斷的前提下，這直接導致大眾傳播逐漸喪失了公共屬性。雖然媒體人還經常以民眾的代表自居，但是他們在生活經驗、價值觀念、審美品位等各個方面都已經與廣大基層民眾產生了系統性的脫離。

與此同時，媒體精英正在扮演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商業階層和全球化知識勞工群體中承擔傳播溝通的任務，為他們塑造共同的政治意識和文化體驗。這一演變過程在同一個共和政體中創造了兩個相互隔絕的文化空間，大量無法直接在全球經濟中獲益，反而因此失去了工作和福利的基層百姓不僅在經濟領域被碾壓，也在文化生活中被全球化的建制派所拋棄和蔑視。

在談及全球化與不平等的命題時，人們往往只關注自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巨大階層分化，卻忽視以就業領域和受教育程度為標準出現的社會裂痕。在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這兩個2016年有著全球影響的政治事件中，我們能夠清晰的觀察到城鄉差異、地域差異、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在選民群體中劃出的清晰界限。這并不是一個偶然情況，而是社會撕裂狀況的赤裸反應。

2016年歲末，著名國際公關公司艾德曼公布了他們一年一度的“信任指數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并將其研究發現的核心問題命名為“影響力的倒置”（Inversion of Influence）。研究人員用兩幅圖片來解釋這種新現象，左邊一張圖片是一個正金字塔圖形，權威機構和精英人群位于金字塔的頂端，他們的影響力輻射到整個社會；右邊一張圖片是一個倒金字塔圖形，社會基層大眾處于倒金字塔的上部，他們相互之間的溝通和信任以絕對優勢壓倒了權威人群的影響力。

2016艾德曼信任指數報告“影響力的倒置”

顯然，研究人員想用這種金字塔前后倒置的變化象征一種傳統社會文化秩序的顛覆。這種類比雖然顯得簡單粗糙和聳人聽聞，但或許也以其大膽的方式展露了社會結構性變化的一個側面。美國作家海耶斯（Chris Hayes）早在2012年的著作《精英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Elites）中也有類似預見。其中的警告在此作為一個注腳頗為合適：“如果考慮到這種對精英體制喪失信任的廣度和深度，那么十分清楚的是，我們正在面臨著一個社會權威的廣泛而毀滅性的危機當中，這種處境要比政府的危機或資本主義的危機更加嚴重而危險。”

然而，包括媒體精英在內的政治建制派群體所面對的并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危機，更不能簡單地將這種局面歸結為大眾的無知反叛和傳播技術環境的變化。回顧現代商業媒體發展的漫長歷史，特別是近三十余年來新聞界的表現，眼前的危機只能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結果。媒體人與商業精英、政黨精英和大量中產階級知識勞工同構為社會的建制派群體并與基層民眾生活脫節，他們像職業技術官僚一般只能在給定的框架中認識世界，無力回應底層的遭遇和抱怨，也無法彌合社會群體對抗的裂痕，終于迎來了一場失敗的悲劇。

（原文在《現代傳播》2017年第5期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