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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詞通常被認為是西方政治的產物，對很多國家或地區而言，是一種舶來品。早年，“民主”一詞是如何傳入中國，并在中國話語體系內傳播、演變，甚至在中國的革命歷史中得到推廣與實踐？

在2023年12月23-24日舉辦的“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第六屆年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榮休講座教授王紹光指出，在中國，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來自于所謂的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而是中國共產黨。

《湘江評論》創刊號 資料圖

王紹光：

不管在今天的世界，還是今天的中國，“民主”都是非常流行的關鍵詞。“民主”是怎樣進入中國話語體系的呢？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根據全國報刊資料關鍵詞頻率的統計，“民主”這個詞在近代報刊資料中第一次出現是1872年，比“立憲”與“共和”都要早。”立憲”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流行起來，有一段時間出現的頻率非常高，比“共和”這個概念都要高得多。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什么意思，但更多的人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意思。

“民主”在中文里是一個老詞，在《尚書》中至少出現過3次，那時候“民主”指的是“民之主”，即民的主人。到1860年前后，幫助英國人翻譯英國史的蔣敦復大概是中國最早對政體劃分有一點體會的人。他說：”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君為政……一民為政……一君民為政。”后來在一封信里面，他又將“民為政”稱作“民為主”。此后，一些人將“民為政”、“民為主”縮寫成“民政”或者“民主”。此處所謂“民主”是指與“君主”對立的共和制。

19世紀七八十年代，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里開始出現“民主國”“民主之國”這樣的表述方法。此后，直到1912年以前，“民主”“民主共和”與”共和民主”經常混用，它們對應都是“立潑勃立克”（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

Democracy最早出現中譯，是在1822年出版的《馬禮遜英華字典》里，當時把這個英文詞翻成了“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此后幾十年，英漢字典一般都把這個詞翻譯成“多人亂管、小民弄權”，“眾人的國統”“眾人的治理”，或者“民政”。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8年，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譯科進士”顏惠慶，組織上海圣約翰書院和香港皇仁書院的師生，共十幾個人，編出了《顏惠慶英華大辭典》，其中將Democracy翻譯成“民主政體”、“民政”、“庶建”。“庶建”這個譯法來自于嚴復。嚴復最初將“德謨格拉時”解釋為“國民為政之制也……又名公產，又名合眾”。后來，他又將其翻譯成“庶建”，稱“庶建乃真民主”。但嚴復并不喜歡Democracy。

盡管，顏惠慶對Democracy的翻譯已接近現在通行的譯法，但當時并沒有什么人注意它。一直要等到辛亥革命以后，Democracy才開始真正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從1912年起，不斷有人試圖翻譯、引介這個概念，先后出現了“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義”、“庶民主義”、“民治主義”、“德莫（謨）克拉西”、“平民主義”等譯法，直到1920前后，才出現“民主主義”的譯法，其推手主要是后來的共產黨創立者。再過十年，這個譯法才被普遍接受。

第一個是章士釗，他以前是一個非常激進的革命黨，但是1906年出國留學后，變得沒有那么激進了；1912年初從英國回來后，幫國民黨編《民立報》，但因理念不合，很快就被踢走了。

章士釗在英國讀了一些書，把美國人柏哲士（此人是美國政治學科的創始人）與英國的梅因和戴雪著作中的Democracy翻譯成“平民國家”“平民政治”，還說“平民政治，多數政治也”。

當時與梁啟超一起編輯《庸言》雜志的吳貫因認同章士釗的理解，同時認定，“茍人民之程度低下，則以多數為政，實足為致亂之源”。據此，他將“平民政治”貶為“眾愚政治”、“眾亂政治”、“眾惡政治”。

章士釗雖然將democracy引入中文世界，但他本人并不主張平民主義，而是主張“以平民之國家而建立貴族之政府”。

1913年春，宋教人遭到暗殺，二次革命將起。梁啟超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是暴民政治，說“暴民政治之禍更勝于洪水猛獸”。二次革命興起后，袁世凱也發了一個法令，開頭第一句就講到：“暴民政治為國家之大患。”章士釗雖然跟著孫中山到了日本，但他認為革命黨建立南京政府，也屬于暴民政治、暴民專制。

在這種背景下，朱執信在1914年發表《暴民政治者何》，認為將柏拉圖的“地莫克拉底（Democracy）”稱之為“暴民政治”也未嘗不可。他說“暴民者，一般人民之暴，非少數人之暴”“革命者皆暴民，雖曰為暴，罪不在民”。他認為多數人統治的暴民政治肯定比少數人統治的寡頭政治要好，更不要說像袁世凱那樣一個人統治的僭主政治了。

朱執信很早便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05年就節譯了《共產黨宣言》，是中國最早翻譯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人之一。

1915年5月底，曾經在日本留學6年的張東蓀在章士釗編輯的《甲寅》月刊上發表了《行政與政治》，其中提到“近世國家、新式政治，得一言以蔽之曰：‘惟民主義也’”，他把Democracy翻譯成了“惟民主義”。這個譯法很快就被當時也跟著章士釗一起編《甲寅》的撰稿人采用，比如說陳獨秀、高一涵、李大釗，這些人后來都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后來還有一位是陳獨秀的好朋友，叫劉伯垂，與董必武都是湖北共產黨建立最早的創始人之一。他在1919年還辦了一個刊物《惟民》，鼓吹“德謨克拉西（Democracy）”。

但是張東蓀本人很快就放棄了”惟民主義“，改稱“庸眾主義”，贊成賢人政治、貴族統治。

接下來的一個人物雖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寫得很少，但我覺得很重要。此人叫陳啟修，精通法語，在日本留學十多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專業，1917年受聘北大，成為法科教授，還有一段時間擔任政治系主任。但很可惜，解放以后大家都不知道陳啟修，因為他后來把名字改成叫陳豹隱。建國后，經濟學界只有兩個一級教授，一個是北大的陳岱孫，一個就是陳豹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