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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紹光】

昨天電視里面聽一個醫學專家的比喻比較好，這次疫情，武漢、湖北和全國開始打的是一個遭遇戰，然后才是阻擊戰。我覺得遭遇戰這個詞很好，即在沒有料想的情況下就突如其來的碰上了一場戰斗，它與阻擊戰不同，后者是已知敵人來襲的情況下開打的。現在疫情得到了一些控制，即使有第二波反彈的話，也不會變成遭遇戰，更多的可能是阻擊戰。

戰斗、戰役或者是戰爭總會有結束的時候，可能我們離結束的日子越來越近。問題是，結束以后情況會變得更好嗎？新的世界格局會變成什么樣？我覺得有非常多的不確定性。我看最近各個智庫開的會都和疫情以后的國際格局有關，大概已經開了無數場會。

從歷史上來看，戰爭之后的情況不確定性往往比戰爭期間可能還要更大。作為開場白，我先講一下自己的小小感想。這場疫情以后的情況會更多像一戰以后到二戰之間的戰間期（Interwar period），還是更像二戰結束以后的狀況？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會出現大量難以預料的事情發生，是很麻煩的事情。一戰結束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作為戰勝國，中國人有理由高興。但1919年初召開的巴黎和會，卻將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主權轉交給日本，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引發了“五四運動”。不僅在東亞，歐洲發生的很多事情，也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22年，墨索里尼領導的法西斯運動席卷意大利；1929-1933年，世界范圍的經濟大蕭條；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東北三省全境；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后來，法國元帥福熙因此回顧說：“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戰”。

二戰結束后也是一樣，開始大家非常高興，就跟疫情結束后，我們大家會很高興一樣。但是，二戰剛剛結束，1945年10月9日，奧威爾首次使用“冷戰”一詞；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和平砥柱”演說中使用“鐵幕”一詞；1947年3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拋出“杜魯門主義”，擺出一副與社會主義陣營勢不兩立的架勢，奠定了戰后幾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所以，疫情結束鼓勵值得慶賀，一定會出現一個短暫的高興期，但是接下來的世界格局會變成什么樣子？這就要聽接下來各位的發言。

丘吉爾

在這里，我講一點我的一些最新想法，即關于深度不確定性的思考。

我最近寫了一篇關于深度不確定性的文章，它依據確定性的程度把各種各樣的事件分成三大類。

一類叫確定性事件，就是“已知之已知”，即決策者已經知道那些已知的東西。用我們日常的話來講，可以叫做“曾想到”。2017年美國出了一本書，很快翻譯成中文，而且在中國的影響可能比在美國還大，叫《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灰犀牛”事件就是一種確定性的事件，它有三個特征：1）可預見，2）大概率，3）影響巨大，雖然“曾想到”，但終究被人忽略了。

第二類是一般不確定性，就是“已知之未知”：我們雖然不知道未知的是什么東西，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存在這些未知的東西。用日常的用語來講，這種情況叫“沒想到”。2007年出版過一本題為《黑天鵝》的書，“黑天鵝”事件也有三個特征，第一是出乎意料，第二是影響巨大，第三是事后可以理解的，這個東西是可以想到的，但是當時“沒想到”。

最近幾年，談論“灰犀牛”或“黑天鵝”的人不少，但我覺得人類還要意識到另一種可能性，即深度不確定性，它指“未知之未知”，即有些因素我們連它們是未知的因素都不知道，用日常的話來講，這種情況叫“想不到”。它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鵝”事件，我把它比喻成“隕石來襲”，一顆巨大的隕石從天而落，砸在地球上，可能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類造成巨大的影響，據說恐龍就是因此而滅絕的。

“隕石來襲”事件也有三個特征：第一個叫不可預見，第二是小概率，第三是影響超大。這次的疫情就屬于這類事件。同樣，1918年前后發生的所謂“西班牙流感”與本次疫情后的世界變局恐怕也屬于這類事件，它們的共同點是很多情況具有深度不確定性。下面，我就分三個部分來講。

“西班牙流感”與這次新冠肺炎相似點很多。對比這兩次疫情，有些東西是可以確定的。比如口罩的作用。這次疫情初期，歐美很多國家的人不愿意戴口罩，仿佛戴口罩是過于謹慎的東方人的習慣。其實，在互聯網上稍作搜索就會發現，“西班牙流感”肆虐時，歐美國家人戴口罩的照片比比皆是，而東亞人戴口罩的照片很難找到。口罩當時在阻止疫情傳播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保持社交距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有人對比過當時美國兩個城市的情況，一個是費城，一個是圣路易斯。費城開始忽略了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疫情期間舉辦過一次大型集會，結果死亡人數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另一個城市圣路易斯做得很好，所以很快壓平了疫情上升的曲線救壓。這是100多年前確確實實的教訓，值得人們面對當前疫情時牢牢記取。

不過，即便過去了100多年，到今天為止，當年的大流感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首先，零號病人找不到。疫情到底發源于何處？仍是眾說紛紜，不確定。主流說法是美國，也有人說是英國，近年來也有人把矛頭指向中國，也不排除還有其它可能的源頭，但基本可以排除，不是西班牙。

其次，病原體不完全確定。1918年大流感之后，一直到1933年才有科學家分離出一個H1N1流感病毒，但是現在仍有學者試圖重建當年流感病毒的起源。

第三，病亡人數也是不確定的。最低的估計是1700萬人，最高的估計是9000萬、甚至1億人，兩者相差七八千萬人。感染的人數當然更多，有人估計，當時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受到感染，而受到感染的人口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人死去。這也是估計，不完全確定。

第四，1918年的大流感對短期和長期的世界經濟的影響不確定。如果回看統計數據，兩種情況是比較確定的。一是出現了去全球化的趨勢。比如，1918年以后，商業和金融全球化的指數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使用其它全球化指數，情況也大同小異。二是經濟增長率下滑。如果對比世界各地區1918年前幾十年與后幾十年的人均GDP增長率，前者一般都比后者高。直到1950年代出現新一波全球化以后，經濟增速才再次提高。然而，我們并不能據此得出結論，1918年的疫情是造成這兩種情況的原因，因為在此前后，還有很多其它事情發生，比如戰爭、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等。所有這些因素的影響難分難解，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