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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歐樹軍和王紹光兩位學者撰寫的《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國家基本制度建設》一書。新加坡作為一個微型國家，種族結構獨特、資源匱乏、安全環境脆弱。但獨立后半個多世紀以來，新加坡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現代城邦”。中國的未來道路還可以從新加坡汲取什么養分？觀察者網刊載王紹光教授的本書序言和歐、王兩位學者的引言，以饗讀者。】

序言

這本有關新加坡的書是寫給中國讀者的。與中國相比，新加坡是個很小的國家。中國的人口是新加坡的240多倍，中國的領土面積是新加坡的13400多倍。對中國來說，新加坡的治理經驗有什么參考價值嗎？

其實，只是相對中國這樣的大國，才能說擁有570萬人口的新加坡小。世界上現有200多個主權政治實體，其中一半以上人口還沒有新加坡多，包括丹麥、芬蘭、挪威、愛爾蘭、新西蘭、阿爾巴尼亞、蒙古等國。

如果與歷史上的城邦相比，新加坡則可以算得上泱泱大國了。古雅典的總人口大概在十五至二十五萬之間，是古希臘最大的城邦¹。 羅馬共和國剛建立時，人口總共只有十二、三萬²。 到帝國替代共和國時，羅馬的勢力范圍很大，東至小亞細亞、西至英吉利海峽、南至埃及、北至萊茵河，但公民規模不過六、七百萬（包括奴隸超過八百萬）³； 偌大個羅馬帝國，人口比今天的新加坡只多了少許。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規模更小。在1300年前后，意大利中北部人口超過兩萬的城邦只有區區26個⁴， 其中威尼斯最大，人口也不過十多萬。佛羅倫薩的人口也曾一度接近十萬，但遭受黑死病重創后，直到十六世紀上半葉，人口才恢復到五萬上下⁵。

現在新加坡的人口是當年威尼斯的50多倍，是當年佛羅倫薩的100多倍，真不算小了。

政治實體的規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與治理的方式、治理的難易密切相關。我們知道，老子憧憬的理想社會是“小國寡民”，但不知道他所說的“小”是多小。柏拉圖說得比較具體，他認為最理想的小國規模是5,040戶，即約兩萬多人⁶。 亞里士多德認為沒有必要規定具體數目，但他同樣確信，政治實體的規模不能太大，因為在他看來，經驗顯示，“人口過多的城邦很難或者說不可能實行良治”。⁷ 他所說的“人口過多”恐怕不過是幾萬人而已。

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孟德斯鳩仍持類似的看法。他斷言：“就性質而言，共和國應該幅員較小，否則它就很難存活”，其理由是“在一個大共和國里，公共福利會成了多種多樣考慮的犧牲品，既受制于各色各樣的例外，又取決于多種偶然因素。

在一個小共和國里，每個公民能更多地感受和了解公共福利，與公民福利更為接近。因此，那里的弊端不那么普遍，也較少受到保護”。⁸ 盧梭也有類似的看法：“民主政府就適宜于小國，貴族政府就適宜于中等國家，而君王政府則適宜于大國”。⁹ 在美國從邦聯轉型為聯邦的過程中，孟德斯鳩的上述說法成為反聯邦主義者不厭其煩引用的論據¹⁰， 而在聯邦主義者筆下，小共和國一點也不美好，而是一直“不安的騷動”，“永遠搖擺于暴政和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極端之間”。 ¹¹他們在孟德斯鳩的著作中也找到了支持組建聯邦共和國或共和國聯邦的理據¹²， 并試圖進一步論證，相對于小共和國，大共和過具有不少優越性。¹³

現代政治學對政治實體的規模關注甚少，不過我熟悉的兩位學者是例外。

一位是我在耶魯大學任教時的老前輩羅伯特·達爾。在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時，他曾于1967年在其會長演說中提出一個問題：實行民主，是否存在一個適當規模問題？國家越大、人口越多，民主制度是否越難運行？民主質量是否越難保證？¹⁴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達爾幾年后專門與另一位耶魯同事合著一本書《規模與民主》。不過，這本書顯示，規模與民主的關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簡單。無論從輸入端（如投票率）還是輸出端（如對民眾的回應性）看，大政治實體的表現往往不比小政治實體差。¹⁵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規模與民主》封面

另一位是我就讀康奈爾大學時的老師彼得·卡贊斯坦，他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有關歐洲小國的研究。那時，隨著大國經濟開始變得更加開放起來，它們也更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沖擊，這引起不少人擔心。而卡贊斯坦指出，歐洲的小國早就有了這樣的經歷。國家規模小，經濟結構必然比較簡單，不可能、也沒必要面面俱到。

這意味著，小國經濟的開放程度一般都會相對比較高，也比較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沖擊。但這些開放的小國實際上并不比大國更容易陷入危機。

恰恰相反，這些小國的經濟十分靈活，政治十分穩定。這是為什么呢？卡贊斯坦的解釋很有說服力：正是因為容易受到外力沖擊，這些小國的人民更容易理解什么叫同舟共濟，勞方與資方更容易相互妥協，從而催生出合作主義的政治文化與政治體制。政治上穩定了，經濟上必然更加靈活；反之亦然。既然小國都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大國沒有理由做不到。

在這個意義上，卡贊斯坦相信，小國的經驗為我們判斷大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樣板。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