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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蔣在臺灣二十五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說蔣為臺灣的現(xiàn)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他說蔣“本質(zhì)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頁591），為了國家的奮斗與生存，有時必要作出殘酷的決策，但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頁416），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說與國家生存有關。作者對于這些不一致的論述，全不處理。

陶涵對蔣介石與現(xiàn)代中國的認識既甚有限，而又不參考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蔣介石槍殺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論；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之蔣介石先生》也不諱言殺陶，而作者仍謂：蔣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負起責任，以免牽連到陳其美云云。事實上，南京二檔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云：“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牽累英士，乃辭職東游”，自謂獨認殺人之罪，以免牽累指示他殺人的陳其美，并不是說代人受過。作者既不解文意，復又畫蛇添足地為蔣說項：“當天的報章雜志都未提到蔣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現(xiàn)場。”（頁24）

嚴格而論，“蔣介石刺殺陶成章”的提法有點言過其實，以蔣當時的年齡、身份、地位，并沒有殺陶的個人利害關系，他只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陳其美執(zhí)行殺陶的命令，但陳欲殺陶之心尚不如孫文之深刻，孫、陶交惡，歷時既久，事跡斑斑，而蔣于1943年7月26日的日記中也自認：“總理最后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殺陶）而起。”

陶成章被刺殺后，孫在表面上譴責殺人并為陶祭奠，但明知殺手為誰，不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與重用。所以，按史學的理性與因果律來分析，蔣固然是直接為了陳而刺殺陶，間接也是為了孫而刺殺陶。作者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國五六年間，蔣氏見不得人的事跡，頗多是在上海“隨青幫從事犯罪活動”有關（頁31）。

蔣是孫中山唯一傳人嗎？

陶涵視蔣為孫中山唯一的傳人，亦非新見，如“蔣與孫單獨在永豐艦上相見是他生平事業(yè)的轉(zhuǎn)折點”（頁41）這一段話，實據(jù)董顯光的《蔣總統(tǒng)傳》（見董書49頁）而陶涵并未注明出處。然據(jù)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與孫在艦上共患難的計有胡毅生、陳策、熊秉坤、楊虎等十五人，而蔣介石姍姍來遲，離艦時“一起離去”的也不只蔣氏一人，至少還有陳策、陳煊、陳群、黃惠龍等人，明顯不是“單獨”相處。

作者也不察，書中所用蔣介石與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合照，孫之左右兩邊各少了一人，一邊是何應欽，另一邊是王柏齡，為了突顯站在孫后的蔣介石，何、王都成了隱形人（變造的照片見頁46）。陶涵不能細察也就罷了，還要為孫所以獨寵蔣找沒有根據(jù)的理由：“盡管蔣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個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務，例如了然俄國新社會的情況，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藍圖。他是一個勇敢而又顯然很誠實的人。”作者認為這些“素資”乃是蔣崛起的主要原因（頁41），卻不知何種人物才當?shù)闷稹八枷爰摇钡姆Q號。

至于作者說孫死后，蔣具有比其他領導人有更多的追隨者，他是孫中山的“第一號信徒”（second to none as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頁48）云云，更與事實不符。

蔣介石崛起的一個主要關鍵是中山艦事件，事件之前，雖然廖仲愷已死，胡漢民離去，但汪精衛(wèi)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軍事上，他上面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闿，更不必說中共的潛力與俄國顧問的權(quán)勢，都是他“出頭天”的挑戰(zhàn)，他在日記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這種心理的反射；事變之后，這些挑戰(zhàn)基本排除。這無疑是一項極大的政治豪賭，蔣之所以得逞主要由于俄共為了便于國共合作，不愿與這位“紅色將軍”翻臉。

所以這事件從理性分析與前因后果看，根本是蔣介石的奪權(quán)行動，而且僥幸成功。然而作者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蔣論，說汪精衛(wèi)是“反蔣聯(lián)盟的成員”（頁56）。此論乃時隔多年之后，蔣介石所堅持的說法。吾人須知當時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腦，權(quán)位正隆，蔣曾刻意奉承，汪亦視蔣為親信，有何必要組織聯(lián)盟來對付一個下屬？更何況事變前后汪正在生病，事變翌日蔣往探病，蔣日記有云：“見其怒氣猶未息也。”

一個加害人似乎不會對被害人如此生氣；二檔館秘藏蔣刪去的一段日記，對汪如何“生氣”有更露骨的描述：“見其怒氣沖天，感情沖動，不可一世，因嘆曰：政治勢力惡劣至于此極，尚有信義之可言乎？”蔣于得手后得意之余寫下汪氏罵他的氣話，誰是被害人豈非再明顯不過，后來蔣發(fā)覺會授人以柄，故而刪除，刪除之后自不再見諸原件，然刪除留下痕跡，卻極其難能可貴。作者陶涵如此重視蔣之日記，卻不顧蔣在日記里明言往探汪病，卻斷然說“汪忽然托病迅速離去，前往上海而后轉(zhuǎn)往法國”（頁57），好像汪是畏罪潛逃似的。

中山艦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犧牲者就是汪精衛(wèi)，周德偉在《余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稿中說得最為明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內(nèi)容均非實錄，不過藉以排汪而已。”說得很對。作者陶涵只能在不是實錄的內(nèi)容里打轉(zhuǎn)，全無意了解一下汪精衛(wèi)的處境與心情，也不知汪于去國前有一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雜詩。

中山艦事件

蔣如何取得國民黨的領導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簡短，幾乎是蔣介石的個人秀，說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將領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揮下級軍官（頁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這位總司令的功勞。其實，誠如美國學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一書中所說，當北伐攻勢已經(jīng)取得成功后，蔣才在廣州誓師。

攻克武漢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而李、唐在陶涵的筆下都是“軍閥”。陶涵用李宗仁的回憶錄說蔣在作戰(zhàn)時如何勇敢沉著，卻全不提蔣在長沙第八軍軍前墜馬的窘態(tài)，其主觀選擇性之強，可見一般。當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軍以少勝多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主要得助于反帝風潮的擴大與大量俄援的到來。

攻克武漢后，正待大舉北上，蔣總司令卻決定回兵江西。陶涵說，蔣急于東下江浙，為了穩(wěn)定武漢，發(fā)展經(jīng)濟（頁63），有違史實。蔣介石日記所云：“余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才是真話。蔣不愿成就李、唐等“諸侯”的功業(yè)，故另謀發(fā)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慘敗，還得靠武漢的“諸侯”以及俄國顧問前來相救，才獲勝利。

蔣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黨，明擺著要清除異己，穩(wěn)固自己的權(quán)力。汪精衛(wèi)應邀自法返國，蔣竭誠歡迎汪主席回國主持黨務，并親往迎接，力數(shù)共黨陰謀，要打倒國民黨，但汪往訪陳獨秀后，知并無此事，自無隨蔣一意孤行之理，遂與陳共同發(fā)表聲明，謀求維護孫中山聯(lián)俄容共之既定政策，決定由武漢中央處理，然后到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

汪又電蔣告知“中央已經(jīng)決定遷都南京，不日即可來寧開會”，要蔣耐心等待，然而蔣急不可待就發(fā)動四一二血腥鎮(zhèn)壓，與中央決裂，造成寧漢分裂。陶涵顯然誤解這段史實，說是蔣認為汪已正面響應蔣要清共，同一日卻與陳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并一起潛赴漢口，蔣遂決定清黨（頁65-66）。陶涵除要為蔣找政變理由之外，還作假設說，若汪留滬與蔣一起反共，則汪可控制政局，蔣將永遠無法取得國民黨的領導地位（頁65），真是太不了解蔣，更不知槍桿子出政權(quán)的硬道理。

清黨殺戮之慘，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陶涵似無必要說殘暴與險詐雙方都有，以淡化蔣氏所為。至于陶涵說只有數(shù)百共黨被殺，顯然不實；說周恩來雖被白崇禧抓到，但蔣命令放人（頁66-67），卻無直接證據(jù)，至于說周與蔣一直互通款曲，顯然言過其實。蔣介石想要以武力解決武漢中央，結(jié)果兵敗；徐州戰(zhàn)敗后，更是兩面受敵，在壓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認為蔣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將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預知的情況，不知蔣自南昌以來，以個人的主見、情緒、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別立中央諸多事實，顯然是造成革命陣營內(nèi)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實為再度復出之本。蔣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來？何“不可預知”之有？

蔣介石何時解散過特務？

蔣介石建都南京后，雖成為全中國的統(tǒng)治者，但他堅持大權(quán)獨攬，仍有黨內(nèi)與地方上的挑戰(zhàn)。為了清除黨內(nèi)與地方上的異己，不惜大動干戈，所謂黃金十年期間，內(nèi)戰(zhàn)不絕。陶涵認為蔣所作乃國家統(tǒng)一所必須，然而地方諸侯都是他北伐統(tǒng)一中國的伙伴，黨內(nèi)同志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則顯然為了滿足個人獨裁之欲望，容不得不愿從己之人。

陶涵不能否認蔣是獨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蔣之手段也非目的”（頁101）；他不否認“藍衣社”，但說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Brown Shirts），辯稱希特勒有特務二百萬人，而“藍衣社”于1938年解散時只有三百人（頁102），蔣介石的特務何時解散過？戴笠為蔣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tǒng)，“藍衣社”不可能只有區(qū)區(qū)三百人。陶涵說蔣在演說或日記中從無希特勒或共產(chǎn)黨偉大領袖的稱呼，又說蔣于1932年稱頌法西斯的秘密演講是日本人的宣傳（頁102），他不知蔣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講，不但自稱領袖，而且要特務們作為“領袖的耳目”（見蔣氏《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yǎng)》）。

陶涵不能否認特務謀殺楊杏佛、史量才等知識分子的具體事實，卻說蔣可能不曾下令殺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征得蔣之同意云云（頁104）。按特務乃主子之鷹犬，鷹犬豈能自作主張？又說蔣即使會殺人，也是為了“中國的生存”（頁105），又說共產(chǎn)黨比蔣更殘忍（頁107），更進而說蔣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國以來最有權(quán)威的中央政府（頁121），莫不以不確定或不真實的話為說。

抗戰(zhàn)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終止先安內(nèi)、后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戰(zhàn)爭遂如箭在弦，一觸即發(fā)，斯乃此一事變的歷史意義。然而陶涵的結(jié)論是：此一事變“沒有改變歷史，蔣之決定才是定調(diào)”（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于是認為蔣于事件中沒作任何承諾，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機會發(fā)動全面軍事進攻，以解決共黨問題，但是他不屑做（頁137，142），這真是太不了解事變本事的始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