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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鵬】

1月27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暫停接收難民，并禁止七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旅客入境，使得大量已拿到簽證的人因此滯留。在國內外持續抗議下，特朗普1月29日被迫讓步，宣稱七國的綠卡持有者將不受影響。

短短幾天后，2月3日下午，華盛頓西區聯邦地區法院裁定，暫時凍結“禁穆令”，并明確表示，那七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可以正常申請入境。

華盛頓州與明尼蘇達州還公開指責特朗普“禁穆令”中部分關鍵內容違背了美國憲法，因此他們不僅尋求在全國范圍內暫停執行該令，更將聯邦政府告上法庭，以此敦促其履行保護公民遠離由這種“無理的歧視”所造成傷害的義務。

堂堂大國領袖“口含天憲”要禁“穆”，卻因公然違憲而被本國法院叫停。面對法官厲聲譴責，大總統“臨危不懼”，誓言恢復。春節剛過，大洋彼岸好戲連臺，連環鬧劇賽過春晚。

對此，有學者認為：“盡管特朗普嘴上還不服軟，要繼續‘反擊’，但是法院以及輿論持續施加的壓力，對于特朗普今后的行事風格，可能會產生壓力，起到一定‘糾偏’作用。這也是美國分權制衡機制的魅力所在。”

此言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這場特朗普鬧劇有沒有可能發展成特朗普版的“新麥卡錫主義”呢？歷史上，“美國特色cultural revolution”與其制衡機制間如何博弈？

今天，當“卡里斯瑪”式領袖裹挾民粹主義大潮洶涌襲來時，世人在哂笑過后不禁要問：“禁穆令”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它體現了美國怎樣的政治與社會分裂？其命運又將何去何從？本文試從歷史比較的角度做一淺析。

“麥卡錫主義”和“特朗普主義”社會背景的相似之處

在今天的美國政治詞典中，“麥卡錫主義”基本上已經成為陰謀、誹謗、迫害的代名詞。然而在它盛行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全面反共的大背景下，它被賦予了某種堅定捍衛國家利益、保護人民的正面色彩。

學術上，狹義的“麥卡錫主義”通常指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f McCarthy）及其支持者于1950—1954 年間發起的一系列對“政府中的共產黨人”的指控和調查。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不僅包括美共成員等左翼人士，還包括各式各樣的“共產黨員嫌疑人”，他們或因“莫須有”被定罪，或被社會歧視和排斥。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麥卡錫主義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未能依法舉出具體罪犯的具體犯罪行為的前提下，通過泛指一個特定群體是“反美分子”而將其整體“非法化”，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將對其實施的種種迫害“合法化”了。

這個群體當年可以是共產黨，今天也可以是穆斯林、墨西哥人，明天還可以是任何有色人種，包括中國人、華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從“麥卡錫主義”轉換到“特朗普主義”并不存在理論上的困境，只需更新敵人的名單即可，畢竟背后的邏輯都是一樣的。

麥卡錫與特朗普

從社會背景來看，二者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麥卡錫主義也非一日建成，其狂潮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異軍突起、席卷美國，乃是得益于自一戰期間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期的“紅色恐懼”（Red Scare）。在這個大的政治氛圍下，麥卡錫的前輩們以“反對共產主義的侵略和顛覆陰謀”為由，大搞黨派斗爭，并對持不同政見的左翼人士進行政治迫害。這股“紅色恐懼”是美國內外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麥卡錫主義掀起“紅色恐怖”

掐指一算，從2001年911恐襲到2017特朗普上臺簽署法令，整整16年。考慮其間美國同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突尼斯、索馬里等諸多穆斯林國家政府或武裝組織、恐怖組織間的長期戰爭，再考慮到其間在美國本土、歐洲盟友領土上爆發的各種與穆斯林有關的槍擊、爆炸案，16年的光陰足夠再培養整整一代新人。在“后911一代”及其驚恐萬狀的父輩群體中，培養仇視穆斯林的“綠色恐怖”（Green Scare）并非難事。

麥卡錫主義的另一個特色是通過合乎程序的政府調查和立法展開。這一點標志著“美國特色cultural revolution”的不同——當年麥卡錫并沒有取消公檢法，打倒各級政府，而是利用現有的政權和國家機器，把反共的靈魂注入進去。

這樣似乎對整個社會的破壞力要小，同時更高效。顯然特朗普沒有意愿和能力采取那種激進做法，通過撤換關鍵崗位的官員、大法官這種“摻沙子、挖墻腳”的做法，或許對他而言更可行。

特朗普與麥卡錫的相似之處

談完“主義”再說“人”。特朗普本人與麥卡錫有相似之處嗎？有不少。

第一，個人品格、行事作風相似——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習慣性公然撒謊且技藝高超。麥卡錫早年就表現出極高的政治野心和投機做派：1939年他以共和黨人的身份競選州巡回法院法官。從這時起，麥卡錫開始展示他的欺騙才能。

譬如在競選中，他污蔑對手的年齡是73歲（實際是一位66歲的在職法官），而聲稱自己只有29歲（觀察者網注：麥卡錫1908年出生，時年31歲）。凡此種種，他的誣陷與欺騙取得了成功，最終贏得職位，也為他以后的進一步欺騙埋下了伏筆。

而就公開撒謊而言，從此次特朗普在競選中的表現以及那些被扒出來的陳年往事來看，顯然，他在這方面比麥卡錫也是不遑多讓。

第二，都善于抓住時代的空子。麥卡錫早年、中年在華盛頓政治圈，可謂聲名狼藉。在任參議員期間，麥卡錫接受賄賂，“從盧斯特隆房屋預制件公司納賄1萬元，還從百事可樂飲料公司的議院說客那里借了2萬元，沒有交任何抵押”，從事大豆期貨交易和賭博，麥卡錫還喜歡酗酒。

1949年他為德國納粹戰犯辯護，引起了媒體的注意。這一年，在華盛頓的記者中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麥卡錫被認為是最糟糕的參議員。

然而，冷戰一聲炮響，給麥卡錫送來了救命稻草，尤其是蘇聯人1949年爆炸原子彈升騰起的蘑菇云，變成了麥卡錫的保護傘。正是利用了美國公眾對共產主義的恐懼，麥卡錫時來運轉，自1950年2月9日在惠靈（西弗吉尼亞州北一城市）發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國務院中的共產黨人》（Communists working for the State Department）演說后，便發跡了。

1950年麥卡錫在惠靈發表演說

當風潮過后，美國人民認識到麥卡錫的本質，稱他為“我們時代的最大的蠱惑家”、“無情的和不負責任的政治投機家，一個極權主義者，一個法西斯主義分子”，將其言行視作“謊言的標志”。

然而，為時已晚。麥卡錫風潮已然對美國政風、民風和知識界造成了巨大破壞，撕裂了社會。當年，麥卡錫僅僅是利用國會議員享有的種種特權和“國會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之職務，便掀起了腥風血雨，恣意煽動反共輿論，收集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材料，并對其殘酷迫害。

可以說當時的美國，從黨、政、軍到財、商、學、文化、藝術各界知名人士，再到平民百姓，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麥卡錫的攻擊，簡直無一幸免。如果麥卡錫不是參議員，而是大總統，結果又會如何呢？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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