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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剛剛結束的土耳其大選中，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在土耳其總統和議會選舉中可謂大獲全勝：不僅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過半的選票，而且也繼續成為議會第一大團體。

在計票即將結束之際，埃爾多安發表的講話中，有一句非常耐人尋味的話：“今天土耳其給世界上了一堂民主課。”而后埃爾多安又信心滿滿地表示，土耳其應當“忘記緊張不滿，同心攜手面向未來！”

當地時間2018年6月24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向民眾發表講話。（圖/東方IC）

一、土耳其的政治身份傳統

近代以來的土耳其，其實一直處在權力“分散”和“集中”的博弈之中，這種博弈從政治思想的角度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種西方政治思想和土耳其傳統的東方政治思想的博弈。而這又涉及到了土耳其的政治身份傳統：究竟土耳其是一個東方國家，還是一個西方國家。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現代土耳其國家建立，到2002年具有泛伊斯蘭情節的“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執政，土耳其經歷了太多的政治風波，自己的政治身份也在政治變遷中來回搖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剛剛在土耳其國內樹立自己權威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先后在1923年和1924年宣布廢除了“哈里發”制度和蘇丹制度。作為伊斯蘭世界的最高權威象征，哈里發長期以來被視為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遜尼派世界的政治和宗教權威核心；而作為世俗權力最高代表的蘇丹，也長期以來是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權力根基。凱末爾此舉，當時遭到了來自于土耳其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穆斯林團體的強烈反對。

在這些伊斯蘭教士看來，哈里發制度象征著伊斯蘭世界的團結，因此凱末爾廢除哈里發制度和蘇丹制度，其實就是對伊斯蘭的褻瀆。但是凱末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些伊斯蘭教士的迂腐：哈里發制度本身就是伊斯蘭神權和世俗權威的“合體”，并沒有伊斯蘭教士口中的“先進性”和“獨特性”。

在凱末爾看來，想要樹立新的土耳其身份，就必須打破伊斯蘭教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干預，也必須打破個人政治的獨斷專行。因此當現代土耳其建立，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的潮流，舊有的“哈里發”制度也就必須打破。

凱末爾資料圖

凱末爾開創了一個世俗主義主導的土耳其現代化進程，但是凱末爾明白，歷史的影響仍然難以從土耳其人心中徹底消除，伊斯蘭文化傳統仍然可能會對現代化進程造成重大的挑戰和影響。

有鑒于此，凱末爾主導下的土耳其政府，宣傳“土耳其人”來替代奧斯曼帝國曾有的“穆斯林”政治身份，力主以拉丁文字母代替傳統的阿拉伯語字母來書寫土耳其語。在外交上，凱末爾提出了“和平國內，和平國外”的口號，最終放棄了對敘利亞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區土庫曼人聚居區的領土要求。

一個嶄新的土耳其，在經歷了數百年的奧斯曼帝國風雨之后，涅槃而出。

從凱末爾以來，土耳其的國家身份其實被兩種力量撕扯。一種就是存在于城市精英階層和軍隊的世俗的、西方的土耳其，另一種則是存在于鄉村和清真寺內，倡導伊斯蘭的、東方的土耳其。

凱末爾的模式，就是宣揚土耳其屬于“西方文明”，屬于“科學的”“先進的”土耳其，以此與土耳其歷史上的“東方的”“落后的”對比區分。而這種身份，其實構筑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基石，即發展與西方國家關系為根本點，將土耳其定位為西方陣營的一份子，謹慎地介入中東國家的地區紛爭之中，在土耳其現代國家疆界內部構筑新的“土耳其人”政治身份。

凱末爾之后，土耳其政治制度逐漸形成了軍隊監督、多黨競爭、司法和輿論相對自由的復雜體系，多種力量互相制衡，單獨一方政治力量難以完全駕馭其他各方。即使是歷史上多次土耳其軍隊干政事件，土耳其軍方也難以單純地通過“槍桿子”來貫徹自己的意志，仍然需要與司法機構、媒體和社會輿論合作，來打壓國內可能出現的伊斯蘭政治力量。

2002年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執政之后，各種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才逐漸被打破。

軍方受到了越老越多的政治阻力，埃爾多安以各種名義，將軍隊內部的司法體系拆分，并且以陰謀政變的名義打壓了一大批軍隊內部異己；憑借2002年以來歷次大選的高得票率和過半的議會席位，“正義與發展黨”也逐漸成長為土耳其國內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影響力遠遠超越其他政黨；2016年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以來，埃爾多安以“緊急狀態”的名義，開始清洗司法、教育和軍隊中的異己，并且對于土耳其國內的反對黨力量予以打壓。

這一系列的變化，其實讓人想起來埃爾多安在2015年的談話。

2015年12月埃爾多安在安卡拉總統府會見了一些農村領導人。在談到總統制的時候，他強調，人們需要就此進行討論：“既然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是總統制，我們為什么要害怕、放棄和逃避它呢？‘總統’這個事已經成為我們人民的清晰且強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