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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認同政治）的概念

“認同”是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一種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個人在一定的社會聯系中確定自己的身份（identity），并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對這種身份的要求來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在許多歐美國家，身份政治成為不斷分化的身份群體爭取承認和獲得權益的活動。政黨及其領導人通過籠絡身份群體而鞏固并擴大選民基礎。為了追求差異性和本群體的“尊嚴”，自由民主國家于是走上政治分散化、極化和分裂。

全球化時代，人們對本民族（族群）、本國、本地區、本宗教群體的認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這幾種認同又往往是相互交叉的。

先天身份：地域（香港、中東）、國家（中國、埃及）、民族（漢族、阿拉伯）、膚色/族群、血緣、性別、性取向、文化、宗教

后天身份：階級、黨派、職業、教育程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年齡

每個人都可能有多重政治身份（認同）。他可以同時是約旦王國公民、穆斯林、遜尼派教徒、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可以是中國公民、中共黨員、維吾爾族、新疆人、民工。作為公民的個人和群體，最深、最根本的認同是什么，“我是誰”、“我們是誰”，才是問題之所在。在中國，要求國家認同、民族認同、階級認同、政黨認同、意識形態認同、文化認同等等的一致性，但已經出現（特別是在青年一代中）認同的多重性和多樣性。

有許多學者論述了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的“身份”問題。梁啟超、費孝通、王庚武、許倬云、葛兆光、馬戎等等。歷史學家葛兆光認為：“理解中國這個民族國家，可以有三個向度，即歷史、文化和政治。從歷史角度說，‘中國’在空間上是一個邊界移動的‘中國’；從文化認同上說，中國是一個邊緣雖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區域相當清晰和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從政治體制上說，很多人筆下口中的‘中國’，常常指的是一個王朝或一個政府，而這個政治意義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國家，更不是歷史論述中的中國。”

社會學家馬戎提出的問題是：“種族沖突與族群矛盾是長期困擾人類社會的一個核心議題。近年來中國的族群問題越來越受到全國民眾和世界各國關注。其中，族群平等和中國政府的少數族群優惠政策逐漸成為討論焦點之一。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民族/族群平等”這個普遍接受的普世性原則？應當如何分析政府以少數族群成員為對象的各種優惠政策的理論和法律依據？……”

當代西方已陷入身份政治的深淵，造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危機。身份政治作為對身份歧視和身份壓迫的矯正和反抗，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成為少數身份群體反抗主流身份霸權的武器。但是，身份政治以其身份重疊、身份固化、身份沖突和身份隔離的特性，打著平等、公正、尊嚴的旗號，煽動民粹主義，掩蓋階級矛盾，深刻地分裂著社會，威脅著很多國家的政治穩定。

三、“文明沖突論”再評價

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政論《文明的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和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問世20多年來，引起的政治爭論和學術討論長盛不衰。這至少證明，“文明”問題是同當代世界政治密切相關的。

“精神文明”、“亞洲文明”、“工業文明”、“伊斯蘭文明”、“文明禮儀”、“校園文明”等諸多詞語里說的“文明”，意思大不相同。“文明”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形態、階段或組織，同文化、教育、科學、道德、禮儀相聯系；二是一個民族、國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體的文化遺產、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也可以指其某一斷層。

亨廷頓指的“文明”屬于第二種含義。他說：文明是一個文化單位，是最高的文化群體，是范圍最大的文化認同，文明之間的最大區別不是種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今日世界的主要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還可能有非洲文明。

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斗爭和大國爭霸不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議題。新的焦點是“西方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對立”。對西方的最大威脅來自于伊斯蘭激進勢力，而非任何大國。“伊斯蘭同其他文明的斷層地帶到處流淌著鮮血。”。他斷言儒教文明將同伊斯蘭文明聯手抵抗西方文明。

亨廷頓說，西方文明不具備普世性，不要以為西方文明能夠改變或整合其他傳統文明。9/11后，他反對在美國利益未受到直接損害時，干涉伊斯蘭世界的內部事務，強行推行西方化或“民主化”。他明確主張文明間對話，相互寬容。“文化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亨廷頓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反對宣揚全球化，不主張美國“張牙舞爪”，而主張“獨善其身”。文明沖突論的核心是擔心沖突發生在美國國內，美國在多元文化主義中“變質”，拋棄WASP（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文化。2004年著書《我們是誰》，對新移民帶來的文化、宗教、種族的多元化憂心忡忡。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是論證“身份政治”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