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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可能對世界秩序造成深遠影響，許多人認為其重要程度絕不亞于2008年金融危機或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截至3月下旬，病魔已在全球范圍內導致上萬人喪生，造成市場劇烈震蕩，凸顯各種政治體制的能力與不足，未來它必將更改世界政治和經濟實力格局，只不過目前人們還無法認識這場巨變的全貌。美國《外交政策》雜志采訪了全球12名知名政治學者，讓他們預估疫情結束后全球局勢的走向。觀察者網全文翻譯，以饗讀者。】

斯蒂芬·沃爾特：不那么開放、繁榮、自由的世界

大流行病將強化國家的角色并加強民族主義。各種類型的政府都會采取緊急措施來管控危機，在危機結束之后，許多人將不愿放棄這些新權力。

新冠肺炎還會使權力和影響力更迅速地從西方轉向東方。在疫情面前，韓國和新加坡的反應最好，中國初期犯了錯誤之后也拿出了良好的對策。相比之下，歐美的反應遲緩且隨意，導致西方這個“品牌”更加暗淡無光。

但世界政治的本質沒有改變，它在根源上仍然是沖突性的。

歷史上的瘟疫——包括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沒有終結大國之間的對抗，也沒有迎來全球合作的新時代。新冠肺炎也不例外。隨著公民們尋求國家政府的保護，以及各個國家和企業尋求降低未來的脆弱性，我們將看到超級全球化進一步退縮。

簡而言之，新冠肺炎將塑造一個不那么開放、不那么繁榮、不那么自由的世界。事情本來無需發展到這一步，但是致命病毒、規劃不足和領導無方三個元素結合起來，使人類走上了一條令人擔憂的新道路。

羅賓·尼布雷特：世人所知的全球化走向終結

對經濟全球化來說，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讓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下定決心，要使中國與源自美國的高科技和知識產權脫鉤，還試圖迫使盟友效仿。由于碳排放領域的公共和政治壓力越來越大，許多企業對長距離供應鏈的依賴性已經受到了質疑。現在，新冠肺炎迫使政府、企業和社會加強其應對經濟長期自我孤立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似乎極難回到21世紀初那種互惠互利的全球化。如果沒有動力去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很快萎縮。這樣一來，政治領導人需要高度自律才能維持國際合作，不至于倒退陷入公開的地緣政治競爭。

那些向本國公民證明自己可以應對新冠肺炎危機的領導人，將獲得一些政治資本。而那些無法遏制疫情的領導人，則將難以抵制把自己的失敗歸咎于他人的誘惑。

馬凱碩：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大流行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動向。它只會使一個已經發生的變化進一步加速，那就是全球化從以美國為中心轉向以中國為中心。

這種趨勢為何將持續下去？美國民眾已經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失去了信心。無論臺上的美國總統是不是特朗普，美國人都認定自由貿易協定是有毒的。相反，中國卻沒有失去信心。為什么呢？其中有深層次的歷史原因。中國領導人現在看得很清楚，中國之所以從1842年到1949年經歷了百年屈辱，是因為它驕傲自滿、閉關鎖國。相比之下，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復興則是它積極接觸世界的結果。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也爆炸式增長。他們相信把自己放在任何地方，都有競爭的實力。

因此，正如我在新書《中國贏了嗎？》中所述，美國有兩種選擇。如果其主要目標是維持全球主導地位，那么它將不得不與中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展開零和地緣政治角力。但如果美國的目標是提升美國人民的福祉——他們的社會條件已然惡化——那么它就應該與中國進行合作。明智的建議是合作，這才是更好的選擇，但由于在中國議題上美國的政治環境已經毒化，明智的建議恐怕沒有人聽。

約翰·伊肯伯里：民主國家將從龜殼中探出腦袋

短期內，西方大戰略辯論中的各派陣營都會從這場危機里汲取養料。民族主義者、反全球主義者、對華鷹派，甚至自由派國際主義者都會找到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多么緊要。鑒于目前正在出現經濟破壞和社會崩潰的狀況，未來除了進一步朝民族主義、大國對抗、戰略脫鉤的方向發展，幾乎看不到其他可能性。

但是，就像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一樣，一股逆流可能也在慢慢形成，那是一種冷靜的、腳踏實地的國際主義，類似于二戰之前和戰時富蘭克林?羅斯福等政治家表述的那種國際主義。1930年代世界經濟的崩潰表明現代社會之間的聯系程度，以及它們在羅斯福口中所謂“傳染病”（譯注：1937年羅斯福在演講中把戰爭稱為傳染病，呼吁用國際隔離的辦法應對世界范圍內不法行為的流行病）面前的脆弱性。與來自其他大國的威脅相比，美國面臨更大的威脅來自現代性的深刻影響和兩重性。羅斯福和其他國際主義者構想出來的，是一種重建開放體系的戰后秩序，為各國提供新型保護并有管理相互依存的能力。美國不能簡單地躲在國境之內，而要依照開放的戰后秩序身手，就需要為多邊合作建立全球基礎設施。

因此，今天的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可能會經歷一系列與歷史上相同的反應，它們的動力來自一種傾瀉而下的脆弱感。西方最初的反應可能更偏向民族主義，但從長遠來看，民主國家會從保護殼里探出頭來，尋找一種兼顧實用性和保護性的新型國際主義。

香農·奧尼爾：利潤率降低，穩定度提高

新冠肺炎正在動搖全球制造業的根本。許多企業將重新考慮并壓縮當今主流的橫跨多步驟、多國家的供應鏈生產模式。

在此之前，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機器人、自動化和3D打印等技術的進步等經濟因素，再加上實際和人們感知的失業問題所導致的政治因素——這一點在成熟經濟體中尤其突出——全球供應鏈已經備受質疑。現在，新冠肺炎打破了經濟體間的許多聯系：受災地區工廠停業使其他制造商以及醫院、藥房、超級市場和零售商店的庫存和商品陷入匱乏。

另一方面，大流行病也促使企業增進對商品供應來源的了解，并在效率和冗余之間偏向后者。各國政府也將進行干預，強制規定戰略性產業必須制定國內生產的后備計劃并增加儲備。企業的盈利能力將下降，但供應的穩定性將提高。

希夫尚卡爾·梅農：這場疫病并非一無是處

現在疫情還處于初期階段，但有三件事似乎已經很明顯。首先，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改變國內和國際政治。在疫情面前，各國社會——哪怕是自由意志主義者——都寄希望于政府的力量。在控制大流行病及其帶來的經濟影響方面，政府的成敗將加劇或緩解安全問題以及近期社會內部的極化現象。無論結果是好是壞，政府都回來了。迄今為止的經歷顯示，威權主義或民粹主義并不能更好地應對大流行病。應對疫情更及時更成功的國家和地區，譬如韓國和臺灣，實行的都是民主制度，它們的領導人都不是民粹主義或威權主義者。

其次，疫情并沒有宣布互聯互通的世界已經壽終正寢。大流行病本身就是我們相互依存的證明。但所有的政體都已經朝內轉向，開始尋求自主權和對自身命運的控制權。我們將走向一個更貧窮、更刻薄和更狹小的世界。

最后，有跡象表明希望和理智仍然存在。印度主動召集所有南亞國家領導人參加視頻會議，以期就疫情威脅達成共同的區域應對措施。如果這場大流行病能給我們帶來震撼，促使我們認識到在全球性大問題上進行多邊合作的真正利益，那么它也不算一無是處。

約瑟夫·奈：美國實力需要新戰略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了聚焦于大國競爭的國家安全新戰略。新冠肺炎疫情表明這項戰略并不充分。即便美國在大國競爭中取勝，它也無法靠單獨行動保障自身安全。

正如2018年美國前海軍部長理查德?丹齊格總結該問題時所說：“21世紀的技術是全球性的，不僅分布是全球性的，產生的后果也是全球性的。病原體、人工智能系統、計算機病毒以及他人可能意外釋放的輻射，不光是別人的問題，也同樣是我們的問題。為了減少我們共同面臨的眾多風險，我們必須尋求一致上報體系，協同的控制機制，共同的應急預案、準則和條例。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和氣候變化這些跨越國界的威脅，在考慮問題時不能僅僅把美國實力置于其他國家之上。成功的關鍵是同其他國家一道認識實力的重要性。每個國家都是把國家利益優先，但關鍵在于對 “利益”定義范圍的寬窄。這次疫情表明，面對新的世界我們沒能及時調整戰略。

約翰·艾倫：新冠肺炎的歷史將由勝利者書寫

歷史向來由勝利者書寫，新冠肺炎災難也將如此。每個國家都在經歷著這種疾病對社會所產生的全新的、強烈的壓力，而且逐漸延伸到每個個體。無可避免的是，相比遭遇更災難性結局的國家，那些得益于獨特政治和經濟體制以及在公共衛生舉措，不斷砥礪前行的國家將宣告勝利。對某些人來說，這將體現民主、多邊主義和全民醫療的絕對勝利。對另一些人而言，這展現的是果斷威權主義治理的優越性。

無論誰的說法正確，這次危機將以我們過去沒有想到的方式重塑國際力量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將繼續抑制經濟活動，加劇國家間沖突。長期來看，此次大流行很可能將大幅削弱全球經濟生產力，若企業停工、員工離崗則情況將更加嚴重。對于發展中國家和那些工人大都缺乏經濟保障的國家而言，經濟混亂錯位的風險尤其大。同時，國際體系也面臨極大壓力，導致各國內部和國家間產生不穩定性和廣泛矛盾。

勞里·加勒特：全球資本主義的戲劇化新階段

世界金融和經濟體系受到的最根本的沖擊，是人們意識到全球供應鏈和物流體系在疫情重創之下極為脆弱。新冠病毒大流行不僅會造成長期性的經濟影響，而且會引發根本性變化。

全球化使得企業能在全球進行外包，并通過準時化生產向需求市場及時運輸產品，避免產生庫存成本。如果貨品在貨架上存放數天以上，會被認為是市場失靈。產品供應的采購和運輸需要在全球層面仔細協調。新冠肺炎疫情證明，病原體不僅會影響人體健康，而且會破壞整個“準時化生產”系統的運作。

鑒于全球金融市場自2月以來的損失，企業應該會因為這場大流行而產生后怕，堅決避免“準時化生產”和分散式全球生產。最終，我們很可能迎來全球資本主義的全新階段，為了預防未來可能的沖擊，供應鏈將離本國更近，并保留大量冗余。這可能會削減企業短期利潤，但會讓整個體系更具韌性。

理查德·哈斯：更多失敗國家

我不喜歡用“永久”這個詞，但我認為至少在未來幾年內，新冠病毒會讓大多數國家的政府轉而專注內政，花費更多精力關注國內而不是國外發生的事。鑒于供應鏈的脆弱性，我預計會出臺更多措施走向選擇性“自給自足”模式（已因此，也意味著更大程度的“脫鉤”）；對大規模移民的反對會更強烈；解決地區性和全球性問題的意愿和承諾都將減弱，因為人們認為需要集中資源進行國內重建，以及處理此次危機的經濟后果。

我認為許多國家會很難從這次危機當中恢復過來，國家弱勢、國家失靈將成為全球更普遍的現象。這次危機很可能進一步加劇中美關系的惡化，也將進一步削弱歐洲一體化。當然，積極的一面是，我們會看到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有所加強。總而言之，這場植根于全球化的危機將降低而不是提高世界參與全球化的意愿。

科麗·沙克：美國在領導力考試中掛科

由于美國政府狹隘的自私和笨拙的無能，國際領導的形象將不復存在。如果各大國際組織更早提供了更多信息，讓各國政府有時間能預先準備，調配資源到最需要的地方，那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這次“大流行”對全球的影響。而美國本可以牽頭組織，來表明美國雖然關注自身利益，但并不自私自利。美國在“領導力考試”中掛科，而世界因此而變得更糟。

尼古拉斯·伯恩斯：我們在每個國家都看到了人類精神的力量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本世紀最大的全球性災難，影響的深度和規模巨大。全球78億人口都遭到了此次公共衛生事件的威脅。經濟、金融領域受到的重創可能會超過2008-2009年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而單單一次災難就足以對國際體系和力量平衡帶來地震式沖擊并造成永久性改變。

目前，就疫情的國際合作極其不充分。如果世界最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繼續糾纏于口水仗，爭辯誰應該對此次危機負責，而不是更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那兩國的威信都將大大降低。如果歐盟無法向5億公民提供定向支持，那么未來成員國政府很可能將從布魯塞爾方面收回更多權力。目前美國最岌岌可危的是，聯邦政府出臺有效政策阻止這場危機的能力。

不過，我們在每個國家都看到了人類精神的力量——醫生、護士、政府領導、普通公民都展現了抗壓力、效力和領導力。這給全世界所有人都注入了希望，這希望將引領我們打贏這場艱苦卓絕的戰斗。

斯蒂芬·沃爾特：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

羅賓·尼布雷特：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馬凱碩：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杰出學者

約翰·伊肯伯里：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香農·奧尼爾：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拉美研究高級研究員

希夫尚卡爾·梅農：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印度中心杰出學者、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

約瑟夫·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

約翰·艾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會長、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四星上將

勞里·加勒特：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前資深研究員

理查德·哈斯：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

科麗·沙克：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尼古拉斯·伯恩斯：美國前副國務卿、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

（觀察者網楊晗軼、凱莉譯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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