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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不能忘了八二憲法。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在1978年至1992年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而且當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向香港人作出“五十年不變”的憲政承諾時，他實際上是在行使一種憲政決策者的權力。

1984年鄧小平視察廈門經濟特區

因為所謂憲政，就其本質而言，乃是指那些常規政治過程不可加以改變的根本政治規范。就此而論，如果不理解鄧小平的政治理論及其改革策略和路線，我們很難真正理解八二憲法的時代精神。

八二憲法的政治空間格局

鄧小平和八二憲法的故事應該從何講起？在此轉述傅高義所著《鄧小平時代》開篇的一則小故事：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在人民大會堂受到鄧小平的接見。會見結束后，鄧小平起身向麥理浩招手示意，告訴這位身高超過六英尺的港督先生：“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與此異曲同工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的1978年11月，鄧小平在出訪新加坡時對李光耀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許能讓它迅速改變面貌，可是我得管整個中國。”

“中國”原意是位居中央的國家。作為一個超大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中國所包含的內部復雜性和差異性，遠非新加坡作為“島嶼”所能比擬。中國生活著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有著廣闊的國土，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呈現出“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地間的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少省份就其人口、面積和內部多元性而言已超出許多中小國家，以上種種在國情教育中人們耳熟能詳的事實，正是八二憲法所要面對的政治空間格局。

在國家結構形式上，八二憲法設定的是多種治理模式的格局，因為中國省級地方不僅有作為常規存在的省，還有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在八二憲法設專條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如果對比中國和美國的區劃圖，主要區別就是中國省區劃分的“犬牙交錯”和美國的“橫平豎直”。而中國內部還存在著一種超越既定行政區劃邏輯的差序格局，例如在軍區建制、金融管理體制以及未來有可能在司法區劃上，都存在著區別于行政區劃的另一種“犬牙交錯”。

中國這種政治空間，歸根到底要追溯至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區域間差異極大的共同體。毛澤東早年曾提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問題時，說出了一個極具憲法空間感的表述：“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存在。”在1936年寫成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給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所以，“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回旋的余地。”

觀察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我們不難發現這一“回旋”策略是自始至終貫穿其間的。自中國這個老大帝國與歐洲強權遭遇以來，中國之所以沒有“亡國滅種”，而后竟奇跡般地保持了前帝國時代的基本疆域，就是因為大國的回旋余地讓我們“東方不亮西方亮”。同樣道理的還有抗日戰爭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戰略。凡此種種，它們得以施行得益于中國所具有的縱深空間。這是八二憲法此后30年，保障中國改革推進所依仗的國情。而這一切和鄧小平的改革策略密切相關。

每一部憲法都有一部史詩：重讀鄧小平南方談話

在迎來八二憲法30周年時，不應忘記，今年也是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的20周年。偉大的憲法從來都不只是一種文本，其制定過程必定隱藏著史詩性的政治作為。八二憲法作為一部“改革憲法”，它的解釋不可能離開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解讀。

南方談話的表現形式是文本，是《鄧小平文選》三卷本的最后一篇。重新發現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有必要像美國憲法學者對待華盛頓的告別演說或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那樣發掘其憲政意涵。而且，鄧小平南下本身是一種政治作為，既是鄧小平這位88歲的老人帶有高度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的自覺行為，同時又鑲嵌在中國差異化的政治空間之內，體現了共和國前30年與后30年之間的憲政連續性。

南方談話的關鍵段落出現在開篇不久：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現在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驗一天比一天豐富。經驗很多，從各省的報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樣好嘛，就是要有創造性。

為什么不可能在短期內將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方針和政策予以定型化，這要回到鄧小平對這場改革的基本認知。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內，我們可以讀到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就此問題所做的不厭其煩的論述，“現在我們干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干過的事。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革命性的變革”；改革“搞得是天翻地覆的事業，是偉大的實驗，是一場革命”；“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

而且，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所面對的問題自始至終都是“怎么辦”，而不是“怎么說”。中國是一個大國，“改革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害問題，每一步都會影響到成億的人”，因此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在闖關，并不存在學者們在事后根據某種理論判準所區分出的淺水區和深水區。摸著石頭過河并不是只在淺水區漫步或“只摸石頭不過河”，它更多地體現了政治家在面對歷史和人民時的責任感及其所要求的審慎。

既然改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不可能從馬克思、前人與其他國家那里找到現成的答案，而是要“在干中學”，那么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加以定型化，而是要進行“試驗”。大膽試實際上是要鼓勵省級地方作為“試點”或“特區”可以先行一步。早在1985年6月，鄧小平就談道：“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子走得是否對，還要看一看。它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們的愿望，不成功是一個經驗嘛……這是個很大的試驗，是書本上沒有的。”但既然是試驗，也就要求地方只能先行“一步”，進行一種理論上“淺”和幅度上“窄”的地方創新，換言之，大膽試并不是任由地方政府信馬由韁，而是鄧小平反復指出的“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歸納起來就是，“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

還要看到，在鄧小平的論述中，“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是一種具體的、動態的平衡。在改革欠缺動力時，他會更強調膽子大，鼓動地方的“闖”和“冒”；在改革情緒高漲時，他會更強調步子穩，摸索前進。因此，改革何時應該放和闖，何時應該控和收，鄧小平從來沒有給出一種四海皆準的判準，有的只是具體的、動態的平衡。

既然改革是一種試驗，“允許看”和“大膽試”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有大膽試的省份，自然就要求允許看的省份：

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

早在1986年6月，鄧小平就根據農村改革的現實進程提出了允許看的說法：“開始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改革。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一個是安徽省，那時候是萬里同志主持。我們就是根據這兩個省積累的經驗，制定了關于改革的方針政策。還有一些省猶疑徘徊，有的觀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觀望了兩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針是等待他們，讓事實教育他們。”這是一個讓事實教育，讓實踐檢驗，最終慢慢跟上來的允許看的過程。

中國民眾婦孺皆知的“貓論”和“過河論”表達的就是這種務實主義的實踐探索。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內，我們隨處可見鄧小平對地方由下而上的創造性改革的鼓勵，諸如我們所熟知的“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改革本身就意味著對既定法制的改變，是一種“新起點”，因此在改革初期，中國的法制空間內存在大量介于守法和違法之間的“灰色”地帶。換言之，中央在這時很少給出含義明確的紅燈和綠燈信號，大多數時間都是曖昧不明的黃燈，這也賦予地方政府進行試點式試驗的政策空間。中國憲法學界在上世紀90年代關于“良性違憲”的爭議，實際上所討論的就是大變革時代嚴守法條和變通試驗之間的問題。即便是在強調中央權威時，鄧小平還是指出：“現在中央說話，中央行使權力，是在大的問題上，在方向問題上。”這也就意味著中央不是家長主義的中央，它有所為也有所不為，管得少是為了管得更好。

回顧八二憲法治下的30年，我們可以看到，在改革初期，廣東因為其特有的地緣優勢成功地“先行一步”，成為了改革的排頭兵，而深圳“特區”在“殺開一條血路”后也率先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一旦政治氣候允許，試驗就在1984年由廣東和福建擴展至14個沿海開放城市，鄧小平在當年就指出，他這一年辦了兩樁大事，其一就是14個沿海城市的開放。

但改革的前沿不可能總是停留在“沿海”，鄧小平在南方談話的第二節也闡釋了區域差距的問題。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全國一盤棋內的“此起彼落”的戰略構想，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何鄧小平在南方談話前后會多次表示“上海是我們的王牌”，“1979年開放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開放上海”，是其犯的一個錯誤。更進一步，2000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部署又是一個富含空間感的憲法縱深，改革前沿和開放高地由此開始了從沿海向內陸的轉移。而這一空間的位移實際上也完成了時間上的接續。

但改革在時空上的縱深并不意味著第一波改革排頭兵所形成的模式應當套用于后來者。東南沿海有著自己行之有效的模式，但這并不能否定內陸省份基于自身條件所進行的探索。在此意義上，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如要落實在憲法理論的建構上，就表現為中國本身就是反模式的，即中國內部包容、允許、并且鼓勵了地方政治因地制宜的探索，而不預設一種可在不同地區加以不斷復制的實體模式。因此，我們經常轉述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亂”并不是中國故事的全部。

中國憲政的新階段

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曾有一句名言：“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這句話有其片面的深刻性，它再次指出，作為一個超大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中國從一開始就內含著一種超越民族國家憲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此而論，在進行憲制比較時，適當的參照系不是中國與標準的民族國家，而是要將中國與歐洲或美國進行比較，只有這樣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憲政模式及其實踐。

眾所周知，中西方在19世紀的重遇，讓中國被納入了歐洲人所定義的國際政治秩序。為了擺脫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更為了避免中華文明的“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在20世紀的根本歷史任務就是要將自己建設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也包括一切進步的政治力量，此任務均構成它們為之努力奮斗的政治目標。

追根溯源，現代民族國家起源于歐洲，原因在于歐洲的多元割據局面及其所內生的戰爭、國家建設和制度擴散。反過來說，中國之所以在近代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在長期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內失去了區域間競爭的壓力和制度創新的動力。中國早在公元前就建立起一種準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這種政治早熟一方面護衛著中國古代燦爛奪目的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中國政治無法內生性地完成向民族國家體制的轉型。

無論是中國式的“四海一家”的大一統，還是歐洲式的“分疆裂土”的列國或戰國狀態，都各有其憲政意義上的利弊。簡單地說，大一統可以保證一種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既然內部不會發生戰爭，也就能團結一致對外以維護國家安全，但弊病在于，大一統格局下的政治發展很可能進入“超穩定”的停滯狀態。反過來說，列國或戰國格局會催生國家間的制度競爭，但列國體制不僅會造成內部戰爭，更重要的是，列國體制本身就意味著最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失敗。正因此，切勿做簡單的反向推理，既然多元格局可以允許精英“用腳投票”或制造“競爭機制”，因此就應該人為制造出群雄逐鹿中原的分裂格局。尤其是現代中國不再是“位于中央的王國”，而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元，換言之，競爭性的格局早已不只是中國的內部問題，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所必然面對的世界格局，因此斷然沒有分裂中國以求得制度競爭空間的道理。

由是觀之，八二憲法的成功即在于，30年來，中國的憲法決策者因應中國政治空間的差異和復雜，以一種實在的憲法規范，在中央控制的前提下允許并且鼓勵地方因地制宜的試點和試驗，并且允許地方之間的制度競爭和學習，接下來才在憲法框架內審慎地進行未完全理論化的共識構建，這是中國道路或中國奇跡的憲法基礎。

在八二憲法進入而立之年之際，中國憲政也在邁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此時，我們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結束語，即《鄧小平文選》三卷本的最后交待：

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了，我們干社會主義才多長時間！何況我們自己還耽誤了二十年。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