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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在香港政壇中，曾鈺成先生是一個“愛思考”的觀察者，其焦點性的分析與提問常常能引發人們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反思，盡管并不能提供恰當的解決辦法。在近期關于香港立法會選舉預測的文章（思考香港：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0-02/24/39552.html）中，曾先生提出非建制派可能“過半”的分析，并提出了疑問：

“至于中央政府要處理的問題是：如果實踐證明，《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不能保證‘行政主導’，不能保證‘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有什么補救辦法？‘一國兩制’應該怎樣走下去？”

其實，經過2019全年性的香港“修例風波”以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逆轉，今年立法會非建制“過半”的可能性已有多方在預測和關注，并非特別新穎的議題。曾先生想到的，中央肯定已經想到，而香港反對派則更加清晰明白地表達出來了，這就是沈旭暉先生關于香港“完全自治”之選舉奪權路線圖的赤裸裸的表白。沈先生聰明乖巧，條分縷析，唯獨缺乏的是對國家的正確理解和對“一國兩制”與香港長期利益的理性責任。他告訴了青年受眾如何去“奪取”，卻沒有告訴他們如何愛護香港和愛護自身。當然，煽動者的出發點從來不是受眾的真正利益，也不會與受眾共同承受不利后果。

香港民主運動自九七回歸以來即存在一種強烈的“機會主義”特征，堅持體制內選舉路線和體制外抗爭路線并行不悖，在違法追求的普選進程受挫后，體制內的“選舉奪權”成為現實化選擇。

當然，奪權的完成方式是體制內的選舉程序，不代表僅僅采取體制內方式，相反，唯有繼續激進地利用青年本土派進行升級，才能夠保持仇恨的強度，由“廣場體驗”帶來的虛幻本土共識與泄憤式投票激情才不會消散。

激進示威者向警員不斷咳嗽，聲稱自己剛從武漢回來。截圖來自港媒視頻

這就是為何即便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香港反對派仍然需要例行性地組織“黑暴行動”，以維持媒體熱度及人心撕裂狀態。因為一旦廣場行動退潮，特區政府改良管治與民生的措施煥發感召力和民意回應，建制派和中央合理進行后期治理，則反修例“遺產”就可能遭受侵蝕，待立法會選舉前再倉促起跑，效果必然不佳。因此，反修例的黑暴手法已經沉淀為“完全自治”長征路線的護身秘符，奪權一日不成，黑暴一日不止。

甚至反對派也是在跟全體香港人玩“政治心理戰”，明確亮明“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標，要求通過選舉完全掌控立法會和特首職位，如果普通民眾想息事寧人，回歸常態生活，就會被“蠱惑”或“脅迫”投票給反對派，以尋求結束有始無終的“黑暴”困擾。這是香港反對派的“完全自治”路線圖及對香港本地政治生態與社會心理的精巧判斷與利用。這確實是一種貌似完美的“政治迷夢”，但它是真實的嗎？它會簡單成為現實嗎？  

對“完全自治”的奪權行動，中央和建制派顯然是反對的，但同時亦有頗多忌憚。原因是，以現有的“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下的選舉程序，不能夠從邏輯上完全排除“黃絲特首”，但如果“黃絲特首”產生，則“一國兩制”的政治底線就會洞穿。這是為什么呢？

這里我們需要追溯鄧小平所設計之“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安全閥或保障條件了：其一，“一國兩制”保障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否則就跟中英談判過程中“主權換治權”的方案相接近了，這是作為實用主義者的鄧小平的民族性原則底線；其二，“港人治港”這一地方自治原則的制度性目標是“愛國者為主體”的自治；其三，普選可能帶來動亂，違反基本法秩序底線，中央保留干預權力。盡管基本法規定了普選目標，但同時要求按照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實現，可至今未能實現。

為什么香港普選改革不能凝聚成共識呢？主要原因在于香港反對派從未認真思考和努力過成為一種“忠誠反對派”，從來只是單純追求本地利益和普選權，而對“一國兩制”中內含的作為普選權前提條件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置之不理。

當然，香港反對派向“忠誠反對派”的轉型是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這從民主黨的逐步衰落甚至司徒華的勉強合作中即可判斷出來。在香港的特定政治氛圍下，與建制派合作是高風險的，激進甚至勇武化反而是“名利雙收”的，香港反對派政治的語法和技法由此出現了不斷惡質化的演變，鄧小平期待的“愛國者治港”始終未能成為穩固的政治現實。

為了保障“一國兩制”的內在憲制平衡，基本法以“行政主導”來維系香港高度自治的專業性及對中央的政治負責，以建制派在立法會與區議會中的比較優勢，來塑造及逐步擴大“愛國者”的政治基礎，同時開放較為充分的政治發展空間與合作機制給香港反對派，以其轉化為“忠誠反對派”作為普選協商及推進的必要政治基礎。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為香港反對派定下的“愛國者”標準是非常低的，除了基本法第104條的“雙擁護”條款（擁護基本法及香港特區）外，鄧小平曾經講過的也只是要求真心擁護香港回歸、尊重自己的民族以及不從事顛覆性政治活動。香港基本法主要是一部授權法，香港人由此享有高度自治權以及非常寬泛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但在基本義務上的“愛國”要求及相應的政治社會基礎，卻一直不能獲得社會性共識、培育與擴展。

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試圖重建“一國兩制”的完整法理論述及“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化體系，以法治方式鞏固“一國兩制”的框架秩序，但這些本來存在于“一國兩制”內部的中央管治權能及其制度調充的正當性，卻被香港社會誤解甚至扭曲為破壞“一國兩制”與香港自治。

2014年占中以來，中央與香港反對派的“一國兩制”理解性分歧與愿景目標的沖突日益凸顯。如今的“完全自治”奪權路線圖更是對立法者原意、中央管治意志及“一國兩制”中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嚴重挑釁，甚至是作為極端化目標“港獨”的政治序章。

這就出現了曾鈺成先生上面的警示性提問：當“一國兩制”不能保證“行政主導”和“愛國者治港”時，中央如何應對？這一憲制秩序如何演變？當然，也有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央對特首具有實質性的最終任命權，可以“守尾門”。問題是，守尾門的局促決策本身就是中央治港的一個重大制度補救，基本法工具箱最后就只剩下實質否決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