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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3年國慶假日期間的一場臺風和68個西湖的水量，令浙江省余姚市的許多民眾至今浸泡在水中。負面傳聞不絕于耳，當地政府的救災能力也遭到了質疑。天災固然可怕，也無法選擇，但應對天災的模式可以選擇。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對比不是新鮮話題，但經濟早早起飛的浙江卻在近年來屢屢遭遇尷尬，從進展緩慢的基礎建設到溫州高利貸危機，直至今天臺風中的無所適從。政府無為而治以及對于純市場的迷信，使得浙江城市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面顯出后勁不足，也在一切需要政府主導、組織的事件中暴露弱點。面對臺風帶來的困境，恐怕僅僅像余姚公安微博帳號那樣要求冷靜、冷靜、再冷靜是不夠的。今天的洪水更像是一種隱喻，提醒我們反思溫州模式的升級工作以及政府權威和社會組織的關系。2012年觀察者網曾推出專題討論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話題，下文為其中的一篇。

臺風之后余姚公安官方微博呼吁市民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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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溫州模式”以其獨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

但近十年來，溫州產業升級緩慢、固定資產投資不足，主要依靠私企和市場配置資源，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明顯表現出發展動力不足。

現在，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已著手汲取蘇南經驗，走出“無為而治”和對純市場的迷信，著力以政府有形之手，改善公共環境，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溫州模式陷入困境

徐日忠是土生土長的溫州人。30年前，伴隨著“溫州模式”的興起，他和許多溫州人一樣，從國企辭職下海經商，也曾到外地開辦工廠。直到最近，徐日忠重新回到瑞安“打工”，擔任了瑞安市汽車摩托車配件行業協會副秘書長一職。

剛回到瑞安時，徐日忠覺得很不適應。“我離開瑞安十幾年了，沒想到城市建設還和以前一樣。”在徐日忠的眼里，瑞安雖然號稱中國汽摩配之都，但外表看上去就像個普通的小縣城——破舊的道路、雜亂的規劃。“我一直有個疑問，瑞安的汽摩配工業園區到底在哪？這里幾家，那里幾家，完全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生產基地。”擔任副秘書長以來，徐日忠經常需要和企業溝通，但每次尋找廠房都讓他頗費周折。

徐日忠回憶起自己在成都辦工廠的感受。“那里的平臺很大，許多大型汽車廠商都在成都落戶，也帶動了汽摩配行業的發展。”2005年，成都經濟技術開發區確立發展汽車整車及配套零部件為主的現代制造業。此后，一汽大眾、一汽豐田、沃爾沃等眾多汽車產業巨頭入駐成都。短短7年間，成都汽車產業實現從無到有的迅猛發展。

作為對比，盡管瑞安的汽摩配產業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并在2003年獲得“中國汽摩配之都”的稱號。但長期以來，瑞安汽摩配行業無法改變“低小散”的產業格局。原料和勞動力成本的上漲，重復、低價的競爭，不斷蠶食著企業的利潤。2011年，瑞安汽摩配工業總產值僅為345億元，低于400億元的規劃目標。“如果瑞安市政府再不拿出一個方案，好好發展我們的產業，瑞安的汽摩配產業很可能會慢慢凋零。”徐日忠顯得憂心忡忡。

瑞安面臨的困境是溫州近十年發展的一個縮影。從2003年開始，溫州GDP增長速度連續下滑，在浙江省內排名倒數。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溫州全年增長甚至只有8.2%。與此同時，在全國范圍內，浙江省GDP增速也從2001年的全國第6位跌落至2010年的27位。

而在另一方面，溫州民間存在著數千億的流動資金。這些資金像幽靈一樣在全國各地炒房、炒礦，卻唯獨不發展實業。2010年溫州市固定資產投資僅為930億元，在浙江省排名靠后，投資率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在去年的民間借貸危機中，一些中小企業因為資金鏈斷裂倒閉，甚至有少數企業主“跑路”。民間借貸的泛濫給溫州民營經濟發展蒙上一層陰影。而據長期處理民間借貸糾紛的浙江攀遠律師事務所主任顏貽潘判斷，這場危機帶來的影響遠未結束，“借款周期通常以6個月或一年為限，去年下半年爆發的危機，到今年6月份會出現最嚴重的情況。”

一時間，對于“溫州模式”的質疑再次甚囂塵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溫州模式”以其獨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但近十年來，溫州經濟的先發優勢不斷喪失，在資源匱乏、產業升級緩慢、固定資產投資不足的困境中反復徘徊，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越來越小。今年年初，履新不足兩年的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要發揮政府在公共領域的‘有為’作用”，“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和引進產業大項目，以大項目推動大發展。”毫無疑問，引領中國市場經濟發展30年的“溫州模式”正悄然發生轉變。

產業升級的掣肘

早在2002年，溫州產業升級的困境已經凸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民企500強榜單上的溫企數量不斷減少，從2001年的39家減少到2011年的17家。

最大的問題是土地資源的匱乏。溫州地處浙江東南，一面靠海，三面環山，曾有“七山二水一分地”的說法。在改革開放初期，溫州依靠家庭式作坊發展小商品經濟，后發展成為大批民營企業。而隨著產品市場的擴大，溫州企業家卻發現廠房不夠用了。

2004年，固耐重工已經從一個十來人的小作坊發展成為年產值1億元的中型企業，但公司占地只有7畝。為此，固耐重工多次向溫州政府申請土地，都沒有結果。2005年，借著蘇州市政府來招商引資的機會，固耐重工和意大利共同出資創立合資企業，拿到太倉經濟開發區170畝的土地，緩解了企業發展的土地瓶頸。2007年，固耐又在嘉興開辦分廠，占地211畝。談及當初的“出走”，固耐重工副總經理黃珠云感慨萬千：“溫州有什么優勢??？地也沒有，我們做制造業的，肯定要去外地發展。”

在溫州，類似固耐重工的企業有很多。樂清是“溫州模式”的發祥地，以低壓電器行業聞名全國。但早在2000年前，正泰、德力西等一批發展較快的企業已經離開溫州，到外地投資辦廠。如今，正泰、德力西已成長為銷售額上百億的大型企業，而其在外地的投資額和生產規模也遠遠大于溫州本地。

而在另一方面，人才、技術的缺乏也讓尋求產業升級的企業不得不“出走”。2004年，以生產電力金具為主的永固集團在上海投資建設工業園區。執行總裁鄭革告訴記者，此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溫州難以吸引人才。“溫州生活成本太高，城市建設也不好，別人都不愿意來這工作。”瑞安長城換向器有限公司總經理蘆榮東也遇到了同樣的“人才問題”。“我企業付得起錢，愿意請真正的人才過來工作。但很多問題不是我們企業能解決的，住房、交通、醫療……這些都是政府的工作。”

更讓溫州企業家無奈的是，因為基礎設施差、城市規劃落后，國外的先進技術都不愿落戶溫州。徐日忠告訴記者，幾年前曾有國外的技術團隊來瑞安考察，商談技術引進的事宜。“結果看到瑞安工業園區的設施規劃，這事兒就不了了之了。”徐日忠說。

大型企業的外遷讓溫州經濟陷入“產業空心化”的困境。浙江電氣行業協會副會長黃忠平對此感受頗深，“我經常說正泰是全國企業，德力西是世界企業。它們創造的產值都不屬于溫州。”而在溫州當地，不少私營企業主亦持有相同的看法，“企業做大之后都要搬走的，留在本地的都是小企業。”

一方面，溫州本地資本不斷外流；另一方面，溫州的資源瓶頸難以吸引外資。這是溫州GDP增速連年下滑的主要原因，也導致了溫州經濟結構“低小散”的痼疾。2003年，溫州市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時任市委書記李強提出“一港三城”戰略，期望“拉開溫州現代大都市的發展框架”。然而到了2004年，國家為了抑制投資過快增長，宏觀調控政策收緊。溫州“一港三城”戰略的許多項目因此未能上馬。溫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張一力認為“溫州錯失了一次發展的機遇”。

與此同時，蘇杭等地經過前期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開始引進外國先進制造業及高新技術產業。2004年，蘇州工業園區經濟實力與開發前1993年的蘇州市基本相當，“十年再造了一個蘇州”。到了2005年，溫州市政府提出要重補“開放”之課，學習蘇杭經驗，把“招商引資”定為全市工作的“一號工程”。其重點產業導向包括交通、港口在內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制革、汽摩配等提升溫州傳統產業的項目。

然而此時，溫州民間資本顯現出自身的弊端。一方面，由于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大，風險高，回報周期長，很多民營企業不愿也無力進入；另一方面，在2002年貨幣增發的背景下，原材料、資源價格不斷上漲。當溫州人帶著上千億的游資在全國各地游蕩，收獲暴利的同時，溫州當地實體經濟也漸漸萎縮。根據黃忠平的估計，樂清當地95%的企業都曾到外地炒房、炒地。“溫州這里是小資本主義，后勁不足、方向沒有。”黃忠平說。

陳德榮的新方向

周紅兵是瑞安華光經編廠的總工程師。從90年代開始，他就在溫州工作生活。20年間，他見證了溫州民企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也目睹了前幾年溫州民間資本的瘋狂炒作。他告訴記者，自己工廠的老板也曾參與過炒房、炒地，但兩年前就退出了。從而躲過了去年民間借貸危機中的倒閉潮。周紅兵認為，“真正做實業的企業是不會倒閉的。”但他也坦言，從2011年開始，生意的確不好做了。“行業的整體利潤率是3%到5%。”周有光掐著指頭在計算，“這只能維持生存，賺不到什么錢。”

徐日忠也對此表示憂慮。今年年初，瑞安市汽摩配行業協會對48家企業做了抽樣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這48家企業的息稅前利潤率僅為11%。“這意味著企業的利潤已經很薄了，”徐日忠分析道，“一些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重復生產，惡性的低價競爭傷害了整個行業。”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瑞安企業在產品升級創新上尋求出路。從2001年開始，蘆榮東所在的長城換向器公司大力發展科研力量。每年按照銷售額的3%投入研發，至今已經取得40多項專利技術。蘆榮東說，“我們企業都知道要產業升級，否則市場就會把你拋棄。但產品研發的周期長、風險又大，我們每年設備更新都要投入七八百萬，有的產品研發了十年還沒投入生產。近幾年企業的利潤又不斷下降——資金確實非常困難。”

資金瓶頸是產業升級面臨的最大難題。近年來，溫州市政府也在積極轉型。2006年溫州市政府出臺相關政策，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引進高科技人才。在一份名為《關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建設科技強市和創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見》的文件中，溫州市政府規定給予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50萬元的補助。

但對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來說，這只是杯水車薪。蘆榮東坦言，企業其實并不在乎這幾十萬元的獎勵，而是更希望當地政府能在產業規劃方面有所作為。“在二三線城市，當地政府都把汽車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發展，在資金、人才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蘆榮東說，“可是我們瑞安有這么好的基礎。未來究竟該怎么發展？大家都不知道。”

蘆榮東希望政府能出面整合資源，打造品牌。“瑞安有2000多家汽摩配企業，但大多數企業產能落后、產品質量較低。如果單純靠市場整合，速度實在太慢了。政府可以設置一些門檻，擋住后來的小企業，再把不符合標準的企業慢慢淘汰出去。畢竟政府出面比企業的力度和可信度要高。”蘆榮東說。

然而對于溫州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來說，這肯定不是它們希望看到的。溫州荒原狼皮件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平他告訴記者，他最大的希望是稅收能減少。“從前年開始，皮帶行業的出口退稅率從17%降到了13%。但是外地的稅率只有6%，而溫州卻要達到9%。”如今，曾平他只希望維持企業生存。至于提升品牌，曾平他表示“想也不敢想”。

溫州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也表示，政府不需要在推動產業升級方面起作用。“這完全是企業的行為。”馬津龍告訴記者，“政府只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比如降低稅收，打破壟斷領域讓民營資本進入。至于企業向哪里發展，企業會根據市場的信號做出選擇。”

兩種不同聲音代表著“溫州模式”未來發展的不同方向。而對于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來說，過去兩年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溫州的公共空間。從2010年開始，溫州推出了“祛疤栽花”、“互學互比”等行動，解決了溫州長期以來視覺污染、馬路垃圾等問題。溫州坊間對陳德榮的評價頗高，“看得出來他比較有魄力，想干一些實事。”某政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如果他能早兩年來溫州，溫州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2月1日，陳德榮在世界溫商大會上號召溫資回流，并適時推出414個招商項目，試圖引進資金4700多億元。然而，大多數簽約項目局限于金融服務行業，溫商們對推出的55個先進制造業項目比較冷淡。

“這些制造業項目大多集中在文成縣、泰順縣一帶的邊緣區域，我們擔心在那里投資，人才招攬、物流等方面都不好操作。”一位10年前遷離溫州的玩具制造商表示。而在另一方面，許多溫商對2007年浙江省大力推行的新能源項目心有余悸。那一年，許多企業盲目進入新能源行業，卻難以承受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巨大風險，至今未能收回成本。

“從90年代中期至今，溫州模式一直沒有大的發展。而蘇南的城市卻抓住了機遇，城市的大格局打開之后，產業結構就會理順，發展有后勁。”張一力告訴記者，“我們現在是在補課，必然會帶來轉型的陣痛。未來的一段時間，溫州經濟會比較艱難。”

水中的嬰兒，象征著臺風后的溫州模式等待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