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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運營存三大挑戰

當然，我們常說，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而亞投行到目前為止，也只能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因為我們剛剛籌建出來，籌建的情況比較好，但未來的路還非常的長，在這里我認為至少有三大挑戰：

運營挑戰。亞投行籌建成功了，它怎么運營？它的機制是什么？怎么樣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能把錢很好地貸出去？怎么把57個國家以及可能更多參與者的利益訴求擺平？怎么樣讓國際社會現有的憂慮（或者說美國、日本一直在詬病和擔心的）——比如說亞投行的環保標準不高，反腐標準不高——變成一種多余，這都需要我們拿出一個很好的運行機制來。

關于這套運行機制，我們可以首先采取“拿來主義”。因為世界銀行已經運營70年了，亞洲開發銀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們在過去的長期發展中已經積累了很多有效經驗，有很多好的規章制度，咱們先把它拿來，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們就可以先用著。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應該采取“拿來主義”。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創新的挑戰。我們現在把它這套機制拿來還不夠，我們還要進行改革，要改善。我們并不是想顛覆目前的這套機制，但是我們要改善它。

像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聯合國等國家組織，在世界范圍內都受到很多詬病，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龐大的國際官僚機構。為了反腐，為了平衡各國利益，就會產生很多很多細節，很多很多規章，這些規章就造成了運作效率非常緩慢。

我曾有一段時間在亞洲開發銀行負責規劃工作，比如說一個國家向我們提出說，我們需要某個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議，你們能不能找一些專家來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建議？亞州開發銀行有一個專門的技術援助項目，是贈款的，但是從立項到把項目設計好，再到把國際專家找來，國際專家再研究，最后出報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時間。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問題，三到四年后才能給答案，很多國家連政府都換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可能都是新的問題了，這樣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里頭進行一些改革？

還有，在亞洲開發銀行里有執董會，各國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幾個國家派一個代表，長期待在亞行。事無巨細，都要通過執董會的批準，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問題。這一點能不能進行改革，我覺得對亞投行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需要制度創新以平衡57個成員國的利益訴求

此外，在這些創新里面，我們亞投行提出來，是要做一個準商業銀行，它要介于原來的純政策銀行，跟商業銀行之間的一個機構。特別是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極大，一年就八千億美元，而亞投行現在只有一千億美元，還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這點錢是不夠的。怎么樣用亞投行的一些小錢去四兩撥千斤，從而把民營企業的民間資本引進來，這就需要智慧，需要機制。

現在大家都在談的PPP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錢跟民間的錢結合在一起。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這一方法對基礎設施投資來說不是很成功，為什么呢？因為一項基礎設施建設的回報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經換了好幾屆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諾的比如回報率等等，過了好幾屆政府它就不承認了，所以對于民間投資來說風險非常大，所以怎么樣建立一種機制能減少這些風險也需要智慧。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互聯網世界，現在我們談到互聯網+，那亞投銀行能不能用“互聯網+”的思維來重新設計？能不能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現在都談眾籌，把大量的小規模投資最后聚集成一大筆錢來進行投資。

還有，怎么樣把電商這些新的東西帶進去？這些都需要創新，而這種創新就需要我們亞投行，要以跟過去其他金融機構不一樣的方式運作。

還有一點我們稱之為打“組合拳”的問題。中國有句話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為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們的市場已經建起了，群眾已經調動起來了，所以把路修通人們就能致富了。但是這個用到別的國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難說。

比如說70年代咱們去幫助坦桑尼亞、贊比亞建了坦贊鐵路，但從后來的情況看，他們沒有很好地利用。像這些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果用不好的話，甚至會造成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那么怎么樣才能讓基礎設施投資做到有效呢？這就得把企業結合起來，把產業結合起來。中國的發展經驗就是如果路修好了，產業發展起來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產業可以發展的更好，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

那么在亞投行的未來，在亞洲的基礎設備建設過程中，能不能順便把產業帶進去，能把亞投行的投資跟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結合起來，這樣既在當地把路修好了，產業也發展起來，就業也好了，這樣雙方都會得利。

怎樣把這個當成一個組合拳推出去，我覺得這些都需要有我們亞投行的機制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