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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自赫芬頓郵報《What's Working:All the News（That's Fit to Print）》作者：奧利安娜·赫芬頓 翻譯：業林|校對：平平 轉載自微信公眾賬號：譯天（yitiansysu）

有著多年媒體從事行業和寫作經歷的赫芬頓現在卻開始反思長期以來關于新聞的定義。在過去不久的達沃斯論壇，他向全世界宣布了赫芬頓郵報新的方針，專注于“正能量”新聞，也就是她所說的“What’s working”。在報紙行業面臨洶涌浪潮的當下，媒體人歇斯底里地尋找新出路，何去何從卻沒有清晰的思路。“內容為王”當然是真理，媒體永遠只能拼內容，但何為優質內容？且聽赫芬頓郵報掌門人怎么說：

以下為譯文原文：

新聞業有一句經典的話，“無流血，不頭條” (If it bleeds, it leads ),也就是，如果新聞的內容充滿了流血事件，那么這則新聞總是會出現在頭版，引起人們注意，這個“準則”指導了新聞編輯室至少幾十年。關于暴力，悲劇，異常，腐敗的事件總能給予突出的報道，成為小時播報，電腦、手機屏幕以及報紙的“頭條”，新聞工作者相信這些是公眾最想看到和讀到的故事。

這種理念在事實和倫理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其代表的是蹩腳的新聞業。作為記者，我們的職責是向公眾描述一幅準確的畫面，也就意味著畫面的“全景”。只呈現悲劇、暴力、混亂等破壞性和“不作為”的事件，把我們身邊的很多事情都忽略了。在暴力、貧困、和損失的困境下，人們是如何團結起來，共同面對這些挑戰的？其他關于創新、獨創性、同情、恩惠等的故事呢？如果媒體只是呈現黑暗的一面，那么我們并沒有履行好作為記者的職責。

更重要的是，我們并沒有提供給讀者和觀眾真正想要的東西。

上個月在達沃斯，我們向全世界宣布了赫芬頓郵報的編輯方針“What’s working”，我們將大幅增加“正能量”的報道。盡管我們仍會一如既往的報道“不作為”的新聞，包括政治動蕩、腐敗、道德敗壞、暴力和災難等，但我們想超越“無流血，不頭條”的局限。需要清楚的是，我指的不是那些簡單的心靈雞湯，會心一笑的片段，也不是討人喜歡的動物等（不用擔心，我們還會給你大量這樣的故事）。我是指，我們將致力于講述普通老百姓和社區的故事。他們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情？面對挑戰時，是如何克服困難，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最后成功應對的？通過“照亮”這些故事，我們希望可以產生一種積極的感染力，放大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拓展出去，在更遠的地方“生根發芽”。

這不僅是好新聞，同時也是一門絕妙的“生意”。研究表明，與“無流血，不頭條”的信條相反，人們想要更多建設性和積極向上的故事。赫芬頓郵報是Facebook上轉發最多的媒體，我們發現，積極的故事是讀者最愿意瀏覽和分享的。除了我們自己的數據，還有其他研究也佐證這一點。沃頓商學院的教授Jonah Berger著有《傳染性：為什么事件會流行起來》一書（Contagious: Why Things Catch On）。他與同事Katherine Milkman于2013年，對《紐約時報》為期六個月郵件分享最多的報道進行了分析，發現人們更傾向于分享可以喚起積極情緒的新聞。

做出準確的判斷對于新聞行業來說是及其重要的，但長期以來我們關于新聞的定義幾乎等同于暴力，混亂和災難。

媒體不僅很少報道問題的解決方法，以及建設性力量（通常這些新聞被降級為地方廣播臺節目最后的“英雄人物”趣聞軼事，或者“養生”部分的生活貼士），同時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在很多毫無新聞價值的故事上。比如，上個星期，Mitt Romney舉行發布會宣布不再競選下一任總統。一時間這成為了全國話題，發布會前后的幾個小時，似乎整個國家沒有其他事情發生。

“刊登一切適合出版的新聞，”(allthe news that fit to print)是時任紐約時報發行人Adolph Ochs在1896年創造的標語。她希望以此抗衡當時嘩眾取寵的黃色新聞業。然而一個世紀后，可以發現，那些剩下來的新聞不是“不適合”出版的新聞，而是“真正的”新聞。關于適合/不適合的爭論早已過時，也已壽終正寢了。新的行軍命令應該是報道“一切新聞”。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定義，什么才配得上是“新聞”？

首先，新聞應該是準確的反應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副主編Tony Gallagher最近在《衛報》上發表文章，承認媒體經常“跟不上”。“犯罪率實際在下降，”他說，“但從全國性電視臺上你感覺不到，因為我們依然報道了同樣多的犯罪，同樣多的謀殺審判。我們沒有反應世界的真實情況，這是危險的。”

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在其著作《人性的天使：為什么暴力已經減少》（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中，他寫道，實際上我們正生活在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不暴力和殘酷的時期。這并不是粉飾存在我們生活中的種種問題。Peter Singer對Pinker著作的書評寫道，“盡管新聞報道中依然存在那么多殘酷的事情，但諸如內戰，種族滅絕，壓迫和恐怖主義等組織性的沖突已經大大減少。”

媒體的報道與現實相差多遠？據媒體和公共事務中心（Center for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的研究報告，20世紀90年代，在謀殺率下降了40%的情況下，媒體關于謀殺的報道篇幅卻上升了500%。

世界充滿了危機，動蕩和腐敗，帶來了嚴重的悲劇性后果。我們當然會繼續不遺余力的報道，從“伊斯蘭國”和“博科圣地”到氣候變化，埃博拉，青年失業以及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但即使這些新聞，呈現出的畫面也應該是完整的。人們的反應是怎樣的？他們是如何幫助鄰居的？這些有關他們怎樣應對的故事經常被遺忘了。

我們沒有向觀眾呈現完整的畫面是有多重機會成本的，包括日趨嚴重的犬儒主義，人們開始屈從現實，消極厭世，到最后，對問題能得到解決陷入絕望。當我們呈現的是畫面的全部時，從他們的反應可以看出，他們如此渴望得到。

Sean Dagan Wood是英國網絡以及印刷雜志正能量新聞（Positive News）的創始人，該雜志的口號是，“為改變而吶喊”（Inspiration for a change）。他在TED演講中，清楚的表述了他的想法：

新聞業另一種積極的形式不僅使我們更加幸福，而且可以激發我們參與社會的意愿，成為諸多問題得到解決的“催化劑”。

無獨有偶，從華盛頓郵報的訂閱新聞“the optimist”到紐約時報的“Fixes”欄目，還有解決問題新聞網（SolutionsJournalism Network）以及Upworthy和NationSwell這樣的網站，都是新聞業對這種形式的嘗試。

就如Twitter的副總裁Chris Moody告訴我的：

無數證據表明，從全球范圍來看，Twitter上積極的信息比消極的參與性更強，到達的范圍也更廣。我們今年將發布可以證明這一論點的數據研究。這些發現可以說是影響深遠的，不僅影響到如何判斷什么是富有創造力的編輯內容，同時也意味著企業不得不重新思考公眾參與，從而給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準確的反應客觀世界以補缺今天新聞業在這方面的空白，當然不是隔著玫瑰色的玻璃來看世界。“憐憫疲乏”（compassion fatigue）指的是，媒體往往向讀者提供太多消極的描述和故事，這些所謂的“獨家新聞”常常導致他們情感上撤離。Lisa Williams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一位社會心理學家，他指出：

聽的越多那些扯動我們心弦的事故、痛苦和不幸，我們越傾向于“撤離”，不再有那種強烈愿望去提供幫助了。

他1999年出版著作《憐憫疲乏：媒體如何兜售疾病、饑荒、戰爭和死亡》（Compassion Fatigue: How the MediaSell Disease, Famine, War and Death），書本的副標題可以看出，Susan D. Moeller認為媒體難辭其咎：

今天很多國際報道以失敗告終，“憐憫疲乏”是一個被忽略的原因。社會對新聞業的抱怨有很多，諸如公眾注意力分散以及對國際新聞厭倦；媒體報道不固定，過多集中危機的負面消息等，也可以在“憐憫疲乏”中找到原因。

聚焦于建設性作用的深度新聞沒有理由不能問鼎最高新聞榮耀。比如，1943年，奧馬哈世界先驅報（OmahaWorld-Herald）就獲得了普利策公共服務獎，獎勵其為戰爭所做的開創性貢獻，該報計劃發起了收集廢棄金屬的全國性運動。這個內布拉斯加州的計劃被全國其他幾乎所有日報采用，使得全國統一起來，成功為戰時的工業提供了必需的廢棄金屬。該報的行動就是“正能量”的完美體現：當全球深陷危機的泥淖時，該報的報道把整個城市的人聚集起來，為戰爭收集了數量以噸計的廢棄金屬，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更是感染了全國其他的報紙。該報甚至舉辦了撿拾廢棄金屬大賽，并授予那些年輕參與者“廢棄物童子軍”徽章。

另一個普利策獎的案例是在半個世紀后。1997年，北達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發生了該州歷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大范圍的洪災后，暴風雪和火災帶來了更大破壞。當地報紙大福克斯先驅報（Grand Forks Herald）不僅記錄了這場災難，更向讀者提供了完整的“畫面”，也因此而獲得了當年普利策新聞公共服務獎。這些報道的內容包括，因為北達科他大學的圖書館地下室的材料面臨被淹沒的威脅，志愿者從幾英里的地方趕來救災；市政廳的辦公室暫時移到就近的舒適酒店（Comfort Inn）；大學為那些因受災而無家可歸的人們提供住宿和日常照顧。正如該報的Mike Jacobs和Mike Maidenberg所描述的：

我們所有人一定在想，還有沒有哪個社區的人們經歷過如此多的災難?但我們知道，一定是有其他人的。我們奇跡般的拯救了那么多生命。另外，很多陌生人過來提供幫助，盡力所能及之力，甚至為受災者提供住所，我們也因此獲得了珍貴的友誼，這一點是了不起的。

我們經常聽到抄襲犯罪（copycat）的報道。我們想要以“正能量”的原則來激發解決抄襲問題的辦法。

我們因此和全球公民（GlobalCitizen）合作，希望赫芬頓郵報上刊登的“正能量”報道，可以啟動讀者“行動的按鈕”，促進他們可以就貧困到教育等一系列社會議題采取行動。盡管“正能量”新聞是一項全球性倡議，我們希望赫芬頓郵報的每個版本都具備足夠的敏感度和專業技能來完成“解決問題”的報道。因 此，每個版本都會有其自己的名字，比如法國版的Le Huffington Post名字是?a Marche；巴西版的Brasil Post是Tem Jeito！通過不同版本間的相互翻譯，這些幾乎來自全世界的“解決問題”的報道，就可以促進“正能量”方針的進一步溝通對話。

依靠一己之力是不夠的，我們也因此和南卡羅來納大學安納堡傳播與新聞學院（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一起合作，共建了“正能量新聞挑戰”(What's WorkingChallenge)的項目，幫助教育和培養下一代新聞工作者，以講述人類故事的全貌。從2015年春季學期起，我們的編輯將和USCAnnenberg的學生一起工作，鼓勵他們采用“正能量方針”的報道原則，嚴格而富有創造性的運用到采訪寫作的訓練中。我們將幫助學生辨識以及構建這樣的故事，使得這些報道可以在網絡上達到最好的傳播效果。同時，他們當中最好的作品將會以全媒體的方式（包括文字、視頻等）在赫芬頓郵報網站上呈現出來。Willow Bay是Annenberg School of Journalism的主管，同時也是赫芬頓郵報高級編輯，他說：

我們希望學生學習新聞來改變世界，但同時也希望他們可以改變新聞行業。“正能量新聞挑戰”項目剛好給他們同時做好這兩件事情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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