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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考試院院長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四大名著”并不適合兒童閱讀。《水滸傳》滿是打家劫舍，《三國演義》中充斥了陰謀詭計，《西游記》里蘊涵著濃重的佛教色彩，《紅樓夢》大講“色空幻滅”。

作者幾乎把古代經典都否定了：“《詩經》《楚辭》《史記》太過艱深，唐詩宋詞也不好懂，《聊齋志異》里全是鬼故事，孩子聽了可能會做噩夢。至于《說唐》《說岳全傳》《七俠五義》之類則更是等而下之了。”

歷史故事也不能讀了。“田忌賽馬”是“暗中篡改了比賽規則”，“三十六計”中“不少計謀是描述如何騙過對手”。

外國的兒童文學呢？《湯姆·索亞歷險記》《安徒生童話》《海底兩萬里》，“翻譯作品總歸和原作隔了一層。”

那么到底什么書適合兒童閱讀呢？文章談了許多高論，卻沒有舉出多少正面的例子，最后只提到了“據我所知，北大中文系曹文軒先生的作品就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可惜這樣有情懷高水平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

原來，這是一篇廣告啊。

曹文軒的作品水平如何，是否適合兒童，又是否受到兒童歡迎，這里不作評價。他今年獲得了“國際安徒生獎”，這當然值得肯定和鼓勵，但是按作者的標準，安徒生童話本身恐怕也是不適合兒童閱讀的。安徒生中晚期的作品，幻想的成分越來越少，對現實的批判越來越多，充滿了憂郁、低沉的基調，賣火柴的小女孩死得那樣悲慘，嘴角還帶著微笑，用作者的話說：“僅從字面上看就令人毛骨悚然。”

“少兒不宜”就像一個緊箍咒，完全是人為施加的，在這個緊箍咒下，還能有好作品逃生嗎？

最容易受這個緊箍咒的科幻文學，好作品格外稀缺。

幾年前，《三體》入圍兒童文學獎初選目錄，就被質疑不宜少兒閱讀。《三體》是不是兒童文學？

在中國，科幻文學一直被劃歸到兒童文學的范圍之內。文革結束后，中國科幻黃金時代的作家童恩正、葉永烈、鄭文光、劉興詩等人寫出了不少作品，水平不低，但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科幻作品被定義為“精神污染”。在科幻小說到底應該姓“科”還是姓“文”的大討論中，科幻作家認為科幻小說是文學形式，科學家、評論家、領導認為科幻小說是科普形式。

后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中國科幻在上世紀80年代陷入低谷。

幸好，沒有讓兒童文學作家卷入這樣一個討論，兒童文學到底是姓“文”還是姓“兒”。那畫面太美，我不忍想象。

科幻小說，和優秀的兒童文學一樣，是寫給小孩子看的，又不是只寫給小孩子看的。用鄭文光的話說：“科學幻想構思中，曲折傳神地展示我們嚴峻、真實的生活。”

兒童的心靈當然需要一扇潔凈的窗戶，但透過窗戶，為什么不能讓他們看到一個嚴峻的世界，一個嚴峻的未來？

作者說：“要盡可能多讓孩子在閱讀的過程中體會到愛與良善、正直、誠實、負責任、獨立、勇敢以及人性的光輝與偉大，等等；盡可能少讓孩子去接觸虛偽、陰險、狡詐、欺騙等人性中丑惡的一面，哪怕它們真實反映了社會的殘酷現實。”

為什么呢，作者說，因為“生活自會教會孩子如何看清社會，卻很難再有機會讓他們重拾美好。”

這意思，是要兒童去讀脫離生活的作品嗎？你們這些教育家，拿兒童讀物當成什么了？

別被騙了，這種對兒童文學的討論，其實根本和兒童無關，背后完全是成年人的意識形態，是教育者的政治考量。

教育就是政治。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區分了真的謊言和語言上的謊言，前者固然人神共憤，但后者如果運用得當卻可以甚至只能用它來達到訓導、教育的目的。

你以為這些“人性的光輝和偉大”是正能量？要在作品中釋放那么多道德信號，這是在給兒童吃藥！

吃藥的結果，讀過《理想國》的人都知道，叫“詩與哲學之爭”，說白了就是教育家要把文藝工作者統統趕走啦。那誰來給兒童寫好的作品？當然沒有了，不僅現當代的作者寫不出，“四大名著”都被打倒了。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今天“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從課本里刪掉了，據說因為太暴力。明天“田忌賽馬”也要刪掉，據說因為作弊（到底有沒有違反比賽規則，請讀《史記》原文找答案）。魯迅作品被刪的傳聞也這么多年了，理由更是好找，太黑暗！寫人們美好的祝福許愿中祥林嫂的慘死，寫戴銀項圈的美好少年閏土變成一個無聊、卑屈的人，寫鐵屋里熟睡將死的人，更是讓人脊背發涼。

何況魯迅自己也“認罪”了，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系……”

像魯迅這樣反抗絕望的斗士，也要倒在“少兒不宜”的緊箍咒之下。這個“少兒不宜”，與其說是討論黑暗與否，不如說在討論是否“顯得”黑暗。

不要小看了孩子，在魯迅眼中，孩子是天然的反叛者，孩子呼喚新事物，孩子需要保護，也充滿了反抗意識。

每個孩子的悟性不同，特點不同，成長環境不同，適合讀什么，與成年人一樣，本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盡管家長的引導監護也是需要的，但并不足為外人道。成年人可以讀《哈利波特》，兒童當然也可以讀《紅樓夢》。

對于面向兒童的讀物，一個好的選本，一個好的改編很重要，比如《一千零一夜》有這么多故事，定位于兒童的版本怎么選就大有學問，比如莎士比亞的戲劇，蘭姆姐弟的改編就很見功力。像《唐詩三百首》選得好，本身就成了名著。但這是編輯的事情，不是制約作者的。有適合兒童的“四大名著”改編本，也可以有適合兒童的魯迅作品選，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沒有定本，沒有絕對的標準，對經典作品的編選、翻譯，是時代精神的反映，本就該與時俱進。

至于原著，作者一旦完成，就已經成了開放的作品。“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像這位北大考試院院長，他是看見淫的，當然也不能阻攔他。但低齡兒童能讀的肯定是白話改編本，恐怕難以理解和領悟到那個層次。

有志于寫作的人，完全不必理會這些意見。即便是專注為兒童創作的作家，假如他們的寫作沒有更遠大的理想，沒有一點點社會性和現實性，又怎么可能誕生經典的作品？

可惜許多作者已經成了“緊箍咒”的受害者。不要說孩子書架上沒有現當代中文經典名著，成年人的書架上也沒有，電影院里沒有，網上也沒有。

給成年人講一個好故事，如今成了很稀缺、很奢侈的事情。

真的，我一點也不擔心“四大名著”，我小時候喜歡讀，現在還是只想讀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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