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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組織建立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自封的“哈里發”巴格達迪在近期講話中多次提到中國，指責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國穆斯林向其效忠。在該組織公布的地圖上，也把中亞地區和中國新疆納入未來的“疆域”之中。這再次凸顯了新疆問題與中亞、中東的聯系。

比本·拉丹還要囂張的對手

這次自從奧斯曼帝國支持的浩罕軍官阿古柏侵略勢力被左宗棠統帥的清軍消滅100多年來，第一次有在境外建立政權的組織，公開對中國新疆提出領土要求，比本·拉丹的氣焰還要囂張。據一位曾在“911”事件之前和阿富汗塔利班有過接觸的人私下對筆者說，當時據塔利班方面介紹，本·拉丹宣稱雖然并不喜歡中國，但他不是瘋子，不會冒險在與美國對抗的同時與中國敵對。中東地區出現公開敵視中國的勢力，客觀上要求中國的中東政策作出相應的變化。

 ISIS主張版圖包括大半個非洲和整個西亞、中亞，公然把中國領土納入了版圖

近年來，中東對于新疆南部的文化影響有增大的趨勢。在美國留學的一位維吾爾族朋友說，有的在某些中東國家接受過短期宗教教育的人一回到新疆，就對鄉親們說你們的生活方式不是真的穆斯林，必須按照我們說的去做，曾經頗有蠱惑力。

ISIS打出被封存近百年的“哈里發”旗號，本身就有強烈的泛伊斯蘭主義色彩，可能對新疆的宗教環境產生一定影響。一位美籍伊朗裔學者曾對我說，16世紀到20世紀初的奧斯曼土耳其素丹因為壟斷了哈里發地位，其政治影響力曾經遠遠超出奧斯曼帝國的軍力所及。素丹甚至能夠隔著伊朗、阿富汗等國，號召印度的穆斯林反抗自己的統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曾以全世界穆斯林領袖自居，鼓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協約國穆斯林反戈一擊，當時統治中國新疆的楊增新曾對此嚴密防范。  

當前這種情況，客觀上要求中國采取更為積極的中國戰略。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所（CSIS）中東項目主任瓊·B·奧特曼博士2013年6月應筆者邀請在重慶大學講座時說，中國并沒有明確的中東政策，而是試圖和所有中東國家拉關系，做生意，而刻意避免在中東深入的政治和戰略介入。他認為這是難以長期持續的。他認為，中國遲早有一天需要在中東的重大問題上明確立場，在中東各個國家和各種勢力之間劃分敵友。

新疆與中亞密不可分

中亞與新疆山水相連，對于新疆的局勢有著更直接的影響。

新疆中亞問題關注者，海外風險管理專家鄭剛曾在新疆喀什等地深入調研。他指出，在中亞費爾干納盆地的某些教派看來，中國新疆，特別是南疆與中亞各國的國境線是后來人為制造出來的。

在筆者看來，上述觀點雖然出發的立場不同，但也道出了一些歷史真實。當代新疆與中亞各國的邊界，是19世紀中后期沙俄侵略強行劃定的，并不符合兩千多年來的傳統疆界。

無論是中原王朝直接統治西域時期，如漢代的西域都護府，唐代的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清代的伊犁將軍府等行政機構，其統轄范圍都遠遠超出當代的新疆，包括至少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大片中亞地區，甚至遠達咸海。而維吾爾人先祖建立的黑汗（或稱喀喇汗）王朝，遼朝后裔建立的西遼皇朝、向元朝稱臣的察合臺汗國，衛拉特蒙古人建立的準噶爾汗國等曾經統治新疆的中國地方政權，也幾乎無一例外的統治著中亞部分地區。

19世紀60年代在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背景下，沙俄趁火打劫，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和隨后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以中國的常駐卡倫（兼有基層政權機構和哨所職能——筆者注）為劃界依據，將大片與今天的中國新疆語言、民族、宗教上接近的地區劃歸俄屬中亞。在北疆的塔城、霍城等地，邊境線幾乎劃到了中國城市的城墻底下。但是，文化的紐帶并不是幾個邊界條約就能斬斷的。

鄭剛先生認為，新疆問題的根本解決與中國的整體中亞戰略是密不可分的。絲綢之路也好，亞歐大陸橋也好，中亞都是繞不開的一環。面對復雜的中亞民族與宗教環境，中國如果拿不出一個可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綜合大戰略，貿然開放，弄不好反而后患無窮。對中亞和新疆戰略上的頂層設計需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迫。

對于新疆與中亞問題，設計一個充分考慮當地民族宗教特點與地緣政治現實的頂層戰略設計還只是開始。戰略的執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能否澄清長期以來在民族宗教問題上的一些模糊觀點，以及公務員和普通民眾在這方面的政治意識與素質。由于政治曾經有意識的限制相關討論（與這方面出版物的研究禁忌不易把握，容易引發某些事件有關），多數漢族民眾，包括基層公務員缺乏跨文化交流經驗，缺乏對不同宗教與文化的背景知識。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國際交往有時反而可能帶來更多問題。鄭先生表示“也正是基于此，我曾在一個研討會中說，我們天天說‘巴鐵’（‘巴基斯坦是中國的鐵哥們’的民間略縮用法——筆者注），但如果中巴鐵路開通，讓更多巴基斯坦民眾接觸了解的話，中國在巴民眾中的形象反而會大大降低！”

筆者的敘利亞阿拉維派朋友的說法可以印證鄭先生的觀點，巴基斯坦國內宗教情感濃厚的居民不少，很多人對中國的好感僅僅建立在聯合中國對抗印度的威脅的基礎之上，而并未在內心真正喜歡中國的主流文化和世俗化的社會政策，長遠來說中巴友誼存在隱憂。

呼喚“西域跨境研究”的路徑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的國際研究重點放在歐美日發達國家。對世界各大文明的研究中，對伊斯蘭文明的研究比較落后，在對中國的周邊研究中，對中亞的區域研究相對落后。據筆者一位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攻讀中亞歷史方向博士的校友介紹，自從19世紀后期大英帝國與沙俄帝國地緣政治“大博弈”以來，中亞研究至今的英文著作已是汗牛充棟，其中大部分尚未被中國學術界所知，更談不上進入公共知識領域。目前新疆復雜的形勢與大中東地區碎片化的趨勢，客觀需要中國各學科打破邊疆研究與周邊國家研究的學科界限，形成統一的“西域跨境研究”路徑，在深入研究的同時，向公眾普及新疆、中亞、中東地區的知識，以此作為中國推進“新絲綢之路”建設，對中亞和中東地區積極經略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