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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與貨幣購買力下降是硬幣的兩面：前者是就供給方的定價而言，后者是就需求方的購買力而言。對于就業市場而言，物價上升也就是崗位標價（更高的學歷或者更好的學校）提高了，例如，原來只需要本科畢業證的崗位，現在“價格”上漲到需要研究生畢業證；而購買力下降就是大學畢業證書能夠購買的就業崗位機會減少，或者可購買崗位質量下降，例如部分大學畢業生只能“屈尊”至原本僅需高中生的崗位。

文憑通貨膨脹又會導致學歷“軍備競賽”和“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盛行。所謂軍備競賽，是指個人提升學歷不再是出于對知識的內在需求或目標崗位的真實需求，而是為了在崗位爭奪戰中超過競爭對手。更糟糕的是，學歷軍備競賽不斷升級，考研、讀博不再是為了科研，而是為了競爭工作機會，這對個人而言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對社會而言造成了極大的人力資源浪費，教育投資回報率顯著下降。

宏觀上，教育的目標是提升國民整體素質，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內容；微觀上，高等教育有助于提升個人的視野、知識和學習能力，從而增加個人的就業選擇。大學文憑曾經所擁有就業市場競爭優勢（即“大學生溢價”，graduate premium）是通過剝奪或減少他人受高等教育機會而獲得的，這并不公平，也與國家的宏觀目標沖突，只能是一種階段性而非常態化的紅利，個人必須適應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常態。

事實上，文憑價值的下降反而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正面價值：促使更多大學生腳踏實地地學習，而不是坐等畢業。正如經濟發展需要溫和的通貨膨脹，某種意義上文憑通貨膨脹也是無可避免的，但惡性搶購導致的通貨膨脹則是有害的。

特朗普掀起了反文憑主義

生產大學學歷只需增加高等教育投資，而實現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則困難得多，因此，高等教育往往超前于社會需求。這一問題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未能幸免。疫情開始以來，從美國聯邦政府到各地方政府，掀起了一股“反文憑主義”的潮流。

1960年，美國人口中大學生的比例只有10%，今天這個數據已經超過了1/3。僅僅30年時間內，美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數量已經翻番。美國作為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已經相當成熟，鑒于此，這樣的速度顯得格外驚人。

大學生增長過快，導致了就業難問題：上世紀70年代，出租車司機中大學生的比例不到1%；40年后卻超過了15%。整體上，1/3的大學畢業生處于不充分就業、“大材小用”的狀態。

1970年和2010年，出租車司機、消防員等職業中大學畢業生人數占比（作者供圖）

僅美國聯邦政府而言，最近30年內，政府工作人員中高中學歷比例就從30%下降到12%左右，而研究生以上學歷從不到15%增加到30%左右。2020年6月26日，特朗普簽署了反文憑主義的13932號總統令（正式名稱為“現代化及改革聯邦政府崗位評價與招聘”），打響了反擊文憑主義的第一槍。

聯邦部門中碩士以上學歷人群占比顯著上升（作者供圖）

總統令稱聯邦政府招聘過于依賴文憑（degree-based hiring)，對于只有高中學歷以及沒有能力讀大學的低收入人群等潛在候選人并不公平，也不利于政府找到最合適的人選，要求聯邦政府建立更具包容性（inclusive)、以崗位需求為驅動力（demand-driven)人力資源體系，以能力導向（merit-based and competency-based)取代文憑主義，所有機構必須在120天內重新對崗位進行分類并明確學歷要求，除非有特別的法律規定或專業要求，一般不得要求大學以上文憑。

特朗普可能不會想到，這會是他下臺后，除了繼續妖魔化并遏制中國的政策外，民主黨政府少數愿意繼承的政治遺產。2022年11月30日，奧巴馬在參加佐治亞州聯邦參議員再選造勢大會上，敦促各州取消對政府崗位招聘的大學文憑要求；今年3月19日，他又發推特稱，各州應該取消不必要的大學學歷要求，將高薪崗位向更多人開放。拜登在2月初的國情咨文中，也大肆吹噓他臭名昭著的“芯片法案”的成果：英特爾公司在俄亥俄州建立的新半導體工廠預計需要7000名建筑工人，建成后還要招聘3000名生產工人，這些工人平均年薪達到13.5萬美元，而這些崗位大部分不需要大學學歷。拜登試圖通過強調這一點，拉近他與底層工人的距離。犧牲美國納稅人的公帑和其他國家的利益以補貼少數美國工人的不道德行為，在“美國第一”的大旗下變得那么理直氣壯。

奧巴馬的推文（作者供圖）

除了聯邦政府，各州政府也在紛紛跟進。共和黨治下的馬里蘭州率先在2022年年初宣布取消政府大部分崗位的文憑要求；共和黨治下的猶他州隨即跟進；拜登講話3周前，民主黨治下的賓州也宣布了同樣的政策；不久，共和黨治下的阿拉斯加州也“有樣學樣”。

特朗普最善于了解選民需求，他清楚地知道，白人中的低學歷人群（所謂“紅脖子”）是他最大的支持群體，因此他必須成為低學歷人群的政治代言人。民主黨同樣也有自己的算盤：黑人和拉丁裔中低學歷人群比例高，而他們是民主黨的大票倉。究竟能有多少初中生或者高中生進入政府工作，恐怕并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態度就是站隊，站隊才是政治上最重要的。

文憑確實不能說明一切，但是否有更公平、合理、有效的方法來判斷一個人能否適合這個崗位，恐怕仍需商榷。這些政策究竟能起多少實質性作用，更有待時間檢驗，畢竟招聘不僅是招聘能符合崗位需求的人，而且是從候選人中選擇最好的人選，選擇60分的合格候選人就是對90分的優秀候選人不公平，換句話說，招聘不僅是一場資格選拔，而且是競爭性資格選撥。

從世界范圍看，大學生是否過多并沒有絕對的標準，而取決于能否與發展階段相適應。青年人就業難是一個世界現象，其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中國也不可能完全擺脫這一規律的約束。

問題的解決既需要供給側（高等教育）實行結構性改革、培養更加適應社會需要的人才；也需要需求側的發展跳過中等收入社會的陷阱，唯有保持中高速的經濟發展水平，才能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唯有不斷升級產業結構、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提供足夠多的高技術和管理崗位。民營經濟和民營高科技企業提供了超過80%的就業機會，因此發展民營經濟是解決青年就業難問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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