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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1月8日，國內媒體蜂擁報道了杭臺高鐵開通運營的消息。早就是世界第一的高鐵大國，開通一條新線路已經稱不上大新聞，作為一條中短途的支線鐵路，杭臺高鐵在中國鐵路網絡中無論如何也談不上重要，并不值得媒體如此關注。但媒體報道的重點是第一條民營控股高鐵。凡事第一，總是能博得眼球。

不過，細查之后就能發現，杭臺高鐵究竟該如何定性，恐怕并不如此簡單。中鐵總既是項目建設總包單位，同時也是項目的運營主體。

民營資本控股的杭紹臺鐵路公司作為項目主體，民營控股特征主要體現在項目的投融資方面，其經營則更多體現在鐵路主業之外的廣告和土地綜合開發。更準確地說，這更像是鐵路建設的投融資體制創新，而非“鐵路民營”。

杭臺高速項目簽約儀式（圖片源自復星集團官網）

回望歷史，鐵路民營化（商辦）幾乎在鐵路進入中國不久就成為朝野爭論的中心。盡管早在1898年，大清朝廷就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鐵路優先商辦，然而清政府政策反復，社會資本勢弱，更重要的是，鐵路作為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的基本特征決定了簡單的鐵路商辦只是聽上去很美。最終，清政府在鐵路商辦國有之爭中覆沒。

楊度挨揍

1910年中，武漢英租界巡捕房接到一宗群毆至傷的報警，待巡捕趕到既濟水電公司的事發現場，發現受害人竟然是大清國名人——湖南湘潭人楊度。

這位大清國憲政改革的理論家是紫禁城和頤和園的常客，為滿清的皇親貴胄講解各國憲法和立憲，人稱帝師。

而加害人也非尋常草民，而是湖南常德人劉復基等文化人，劉復基是《商務報》的發行人，也是日后武昌起義的重要領導人。

事件的起因則是楊度在當年的《中華新報》上發表了一篇給當時的大清鐵路主管部門——郵傳部的公開信（《與郵傳部書》），信中批評了商辦鐵路的亂象。他指責湘鄂粵三省鐵路商辦公司“工程延誤，以至于今，外為各國所譏，內為有識者之嘆”，并斷言“三省公司，信用已失，根基既壞，扶植甚難”。

湘潭歷史文化名人——楊度。來源：百度百科

信中提出了官商合辦的建議，“故唯官商合辦一法，為無各種之弊”，具體方法則是增資擴股至“官股商股各半”。

楊度并非沒有渠道向郵傳部高層進言，他與時任郵傳部尚書、侍郎都熟稔，選擇公開信的方式可能是他希望引起更多的社會討論。他還是太自信了，低估了各方的反應。這封信發出即捅了鐵路國有與民營爭議的馬蜂窩，參與鐵路商辦的兩湖士紳以及革命派都對其極為不滿。有傳言稱，湖北商辦鐵路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張伯烈曾密派殺手,要取楊度的性命。

在得知楊度從湖南老家返京要在武漢逗留的信息后，李六如、劉復基等人在湖南會館集合了100余人，先派劉復基等10余代表從其漢口住處將之揪到會館質問，楊度不從，爭執而成毆打，趕到現場的印度巡警又將李六如、劉復基等人打得頭破血流。

《商務報》因此大造輿論，湖廣總督害怕事態擴大，不得已與漢口領事團交涉，劉復基等人在被關押一天之后釋放并被驅逐出租界。

大清國另一位大V——梁啟超自然也不會缺席鐵路國有與商辦這個熱點問題，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國有鐵路之利害得失，本為近二十年論戰最劇之一問題”。

梁啟超在1911年出版的《國風報》上寫了長篇時論《收回干線鐵路問題》，這篇文章應該不會有招兩湖士紳撕打之虞，因為梁文支持理論上的鐵路國有，但反對清政府實踐上的國有。換句話說，在皇族內閣后，他對滿清政府的執政和改革已經失望透頂。

按照梁文所說，“政策無絕對之美，而行之惟存乎其人”，簡單地說，就是他支持國有政策，但是反對滿清政府，或者說他反對一切有利于滿清政府集權的政策。

令人唏噓的是，楊度曾是鐵路商辦的吹鼓手，1905年，他以留學生總代表的身份奔走呼吁,為從美國合興公司手中收回粵漢鐵路路權起了重要作用。僅僅5年，他竟然成了鐵路商辦人士眼里不可饒恕的罪人。

一群湖南人打了另外一個湖南人，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鐵路國有與商辦，利益牽涉甚廣，各方觀點似同水火，處置此事務需十分謹慎。然而，這個信號卻并沒有被郵傳部以及大清中樞所重視，終于在1年后釀成大禍，鐵路國有改革引發的四川保路運動直接點燃了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自強要策

1876年6月30日，英商怡和洋行擅自修建的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上海河南路橋—吳凇口，14.5公里）通車，距離日本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橫濱櫻木町，29公里）通車剛剛過去4年，應該說不算落后太多。

但運行僅僅一年后，在清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以28.5萬兩白銀贖回拆除，鋼軌、車輛運往臺灣準備修建鐵路，后廢棄。

1876年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通車典禮（圖片源自www.163.com/dy/article/GS3E6D9405198ETO.html）

不消說保守派影響風水的謬論，洋務派重臣的觀點也是讓人啼笑皆非。李鴻章認為吳淞軍事地位重要，不能由洋商在此經營鐵路，應收回自辦（清廷未同意此議）。

具體操作此事關鍵人物——兩江總督沈葆楨在致好友郭嵩燾的信中說：“鐵路弟所極愿辦者，無如吳淞非其地也，起卸貨物，則偷漏之端，防不勝防。”也就是說，他從經濟的角度認為，修鐵路容易導致偷稅漏稅。

然而，這位林則徐的外甥和女婿、洋務派大臣的真實想法并非經濟，而是政治，修建鐵路屬于當時政治不正確的事情。他事后曾對人私下說：“鐵路雖是將來中國必辦之業，但斷斷不可使后人有什么借口，說是在沈某人任兩江總督所創。”他擔憂的是“愛好奇技淫巧”的名聲可能會玷污他的羽毛。

李鴻章對此私下評論說：“幼丹（沈葆楨）識見不廣，又甚偏愎。吳淞鐵路拆送臺灣，已成廢物。不受諫阻，徒邀取時俗稱譽。”簡單地說，就是說他剛愎自用、沽名釣譽。

保守派反對修建鐵路的理由千奇百怪，但有力的論點主要集中在不利于國防（消除了地理的自然阻隔，有利于敵人快速進攻）、建設可能毀田遷墳擾民，以及鐵路運輸導致失業影響社會穩定等3點。可以說，認為大清有特殊國情不宜修建鐵路屬于19世紀60-80年代的朝野主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