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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3年秋天，德國反壟斷監管機構在全世界率先禁止使用最惠國待遇條款，booking.com等在線旅游平臺很快宣布放棄使用最惠國待遇條款，轉而啟用了所謂的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2015年德國反壟斷監管機構再次宣布狹義最惠國待遇同樣屬于濫用壟斷行為。

2019年6月，杜塞爾多夫高級法院推翻了德國反壟斷監管機構的意見，認為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是平臺履行合同所必須的保障條款（所謂的“附加限制 ancillary restraint”準則），防止商家搭便車行為，否則商家可能濫用平臺的流量（如利用消費者在平臺獲得商品信息，但在商家自己的網站下單）。但德國最高法院的最新裁決則否定了杜塞爾多夫高級法院的觀點，認為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仍然會限制競爭。

相比“二選一”這樣赤裸裸的限制競爭行為，對于狹義最惠國待遇是否屬于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歐盟內部仍存在很大的爭議。英國反壟斷監管機構認為狹義最惠國待遇條款有利于消費者，歐盟當下則還在邀請學者進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對于廣義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則是另一番情景。

在英國、德國監管機構啟動調查后，亞馬遜在2013年8月就主動宣布放棄使用該條款。

2012年12月，蘋果公司與歐盟委員會達成和解，自愿在5年內停止使用電子書店銷售中的最惠國待遇條款。

2017年5月，亞馬遜電子書同樣與歐盟委員會達成協議，5年內自愿停止使用最惠國待遇條款。

可見，廣義最惠國待遇條款，國際上基本達成了共識，屬于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

毒丸條款

2018年10月5日，特朗普政府的商務部長羅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將剛剛達成的美墨加新三國協議USMCA中針對中國的特別條款稱之為“毒丸”條款。

USMCA中包括了一個條款，即一方開始與“非市場國家”進行貿易談判，如果其達成結果中包含其他締約方不希望看到的內容，則允許其他締約方終止并替換美墨加貿易協定相關條款。羅斯不僅用“毒丸”形容這一條款，并公然稱該條款旨在阻止其他國家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而且日后還可能在美國與日本和歐盟達成的貿易協定中復制。

路透社報道美國商務部長公開承認新北美自貿協議中的毒丸條款

美國作為北美洲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和市場，是北美壟斷性的市場力量，加拿大出口75%以上是到美國，墨西哥更甚，對美商品出口占比高達85%，墨加兩國別無選擇地需要依賴美國市場。

美國先是單方面直接宣布要廢除原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然后又策略性地分別與墨、加舉行雙邊談判，向對方提出苛刻條件。在與較弱的墨西哥談判中取得突破后，縮小加拿大討價還價的余地，并使之屈服，最后達成一個三邊協議。

美墨加協議與中國并無直接關系，美國卻武斷附加不合理的限制條款。眾所周知，毒丸條款不是為美國爭取利益，也不是占墨加的便宜，只是為了壓制美國認定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用意極其惡毒，手段極其卑劣，態度極其囂張。

可以說，這個協議，滿紙寫滿了壓榨和逼迫，是美國利用壟斷力量實行霸凌主義的一個活生生的案例。

“二選一”，就是市場霸凌，就是“毒丸”條款。在國際關系中，我們痛恨霸凌，在市場經濟中，我們又怎能容忍市場霸凌！反壟斷法，就是企業的權利法，無論大小，都有自由經營的權利，都有免受霸凌的權利。

壟斷者的腐化

1907年7月6日，面對444名證人、1.2萬頁的證詞和1903項針對標準石油公司的壟斷指控，洛克菲勒淡定地反駁道：“我給美國人帶來了光明、創造了數以萬計的就業，我帶來了繁榮。你們說這是壟斷，我說這是企業的自由行為。”絕對的財產權和締約自由，是保守派理論家們一直高舉的大旗，然而這自由絕不應該包括有踐踏其他個人和企業的締約自由。

1944年1月11日，羅斯福總統在向國會發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經濟權利法案的概念，也被稱為第二權利法案，其中提到，“每一位企業主，無論大小，都有在國內外免受不公平競爭和壟斷支配的自由經營環境之權力”。拜登在7月9日的講話中，引用了羅斯福總統77年前的這段講話。企業的經營自由權是不能妥協和犧牲的基本權利，即使是以增加消費者福利的名義，也不能以基本權利為代價。

反壟斷的“價值判斷應以消費者利益為準繩”，這是此前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判定壟斷行為應該采用的標準，這樣的邏輯看似無懈可擊，實則是芝加哥學派堅持的“消費者福利標準”的中國信徒，其要害就是將反壟斷目標確定為單一的消費者短期經濟利益，而完全忽視其他目標，如市場創新、消費者長期經濟利益、市場的多樣性、其他企業的權利等等，無可諱言，正是這樣的觀念影響了國內此前的反壟斷執法。

有人認為二選一是保障消費者利益

阿里沒能壓制住京東的壯大，甚至都沒能遏制拼多多的崛起，壟斷力量或許并沒有大多數人認為的那么無所不能。森林中的所有樹苗都有長成參天大樹的權利，但不應該包括在四周蓋上石板而獨享陽光雨露的特權；當然也不能因為厚厚的石板裂縫里確實長出了幾株頑強的綠色生命，就忘記了石板下面本該是一片大得多的生意盎然。

吳修銘在書中說，反壟斷，更重要的是要保護競爭的過程，保護好了競爭過程，我們自然就能夠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當然，我們在批評芝加哥學派的同時，也不應該片面地贊同吳修銘的觀點。保護好競爭過程，未必就會“自動”產生一個好結果，還是要像前面所說的那樣，綜合考慮各個方面，對各個環節保持審慎甚至警惕的態度。

美國政治理論家——茱迪·迪恩（Jodi Dean），在其新著《資本主義終結與“新封建主義”時代來臨》尖銳地指出，互聯網正在將美國變成新封建主義。

白俄羅斯的政治學者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形容他們的統治地位是“封建主義的超現代形式”。封建關系有一個根本的不平等，而這使得領主可以直接剝削農民。農民不僅使用和耕種他們并不擁有的土地，他們還生活在封建領主的環境中，如馬克思所說，“（封建領主是）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的整個過程的管理者和主人。”數字平臺是新的水磨，背后的億萬富翁所有者是新的領主，成千上萬的工人和數十億用戶是新的農民。領主通過壟斷、脅迫和租金來榨取價值。

壟斷不是罪惡，反而是已經成功的標志，然而事物總會向熵增方向發展，變壞總是比變好容易，壟斷者有了自己的領地并獲得了霸凌的資格，他們終究發現了脅迫和領地租金是獲得超額利益的捷徑，可是捷徑的盡頭，往往是猝不及防的萬丈深淵，這或許就是壟斷者腐化與墮落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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