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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會出這種幺蛾子呢？學術自信和自主不夠是一方面，學科界限太細太深是另一方面。在法學界，偏理論的人往往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缺乏扎實真切的了解，更在意捯飭概念和命題，做進口貿易。法史學則更關注史料的真和多，不在意抽象、概括和理論表述，交流對象也局限于法史——有別于法學——的圈內人，以為只要史料擺在那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了。也還有個學界長期分享的有關語言的迷思——不知不覺但堅定不移的本質主義，而不是語用主義的語言觀，愛琢磨“詞”，而不是琢磨詞背后的“事”。西方傳統的“natural law”，中文通譯為“自然法”，歷史中國沒這個詞，不少學人就認為這就是中國法學，隱含地，則是中國文化甚至智識上的一大缺陷。其實，就其社會功能（有別于其具體的地方性內容）而言，自然法就是中國人說的“天理”，它高于“國法”，即實證法或成文法。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提醒我，要細致且具體地了解中國，同時還要有理論抽象和思辨的能力。有這兩碗酒墊底，才可能頭不暈、眼不花，自重、自主和自信。而自信，就是清楚中國所以如此，不僅有道理，有時甚至就是別無選擇。這個道理，因此不是話術，也不是修辭，不是宣傳，而是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根據的，也有考古或文獻證據的，可以細細掰開，揉碎，仍魅力無窮。這樣的學術，才是制度、文化上的自信，而不只是為表現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在中國現代化的視野中研究法律，前面就說了，我沒能力展望和預測，因為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變量實在太多，提不出實在、有效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應對之策。這其實是科學務實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即便如此，我仍希望自己保持足夠學術敏感，能察覺、思考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已出現或可能出現的一些具體問題，看起來可能微不足道，細細追究，會發現其復雜且影響深遠。

例如，共同富裕，這個現代化追求符合民心民意，對于國家的長期安定和發展也很關鍵。但也必須看到，在現代化社會中，要有效應對這個問題，難度比在傳統農耕社會大多了。因為在農耕社會，絕大多數耕作者都憑體力從土地中獲取生活資料和財富，普通人之間的貧富差別其實不可能太大。姚明和我都當農民，他身高體壯，能挑300斤，我只能挑100斤，他最多也就比我富裕兩倍而已；甚至就不可能富裕兩倍，因為個子大，他一定吃得多，穿衣也更耗布。因此，回頭去看，在農耕條件下，個別例外，農村貧富差別其實不可能特別大，尤其是考慮到當時的貧富差別的參照系非常“地方”，甚至有時“地主家也沒有多少余糧啊”。在電影《一九四二》中，張國立飾演的狡猾、市儈的地主，同樣躲不過重大天災和人禍（日寇入侵），逃荒路上，他目睹兒子、兒媳、老伴等親人一一死去。[11]

即便從理論上看，也是必然。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土地產出一定有上限。是的，地主不勞動，出租土地給農民耕作，剝削了農民。但也需注意，只要農民還愿意租地耕作，這就意味著交完租后，農民一家大致還能活下去，也沒其他更好的可能選項。一旦租地耕種也活不下去，農民就不再租地耕作，可能變成流民，甚至可能造反。換言之，地主剝削壓榨農民其實也受限于土地的產能。有理由推斷，在農耕社會，除極少數惡霸地主、大地主外，普通地主和農民的貧富差別不會特別懸殊。

因此就容易理解一百年前孫中山為什么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于普遍的貧窮，[12]盡管孫中山說這話時可能還有其他政策和策略考量。然而，即便當時中國貧富不均的嚴重程度遠不如歐美，但最真實迫切的問題是，如黃仁宇所言，這個差距在當時對于許多人就是生死的差距，因此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13]為此，我們也就能理解，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為什么會專門討論“是要農民呢，還是要地主呢”。[14]而在20世紀40年代，據黃仁宇觀察，包括他本人在內，當時中國不少留學歐美回國的，算是廣義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如費孝通、楊懋春等，不同程度地得出了與中共類似的判斷。[15]

黃仁宇：《黃河青山》，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

在日益現代化的當代中國社會，情況已有很大變化。許多人的收入，尤其是在高收入群體中，主要不來自體力，有的甚至未必來自傳統意義上的手藝或創造性智力勞動。其他因素暫不考慮，相貌、身材、歌喉，包括先前社會一般很看不上的“耍貧嘴”，如今稱“脫口秀”，都可能成為收入的重要來源。就此而言，今天許多人去整容和健身，已不能僅視為消費，而可以視為個人投資。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理論上沒理由質疑這種所謂“靠顏值吃飯”——其實主要是“顏值加分”，盡管有時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天賦，不是“勞動”，無論體力還是智力。但專業運動員，尤其是明星運動員，也都有甚至必須有天賦。科學家、企業家、學者乃至技術工人，換言之，每一行當的精英，不同程度地都有某些天賦，并非主要靠吃苦、勤奮或運氣，甚至與受教育程度也未必正相關。這意味著，在現代化條件下，個人天賦，即個體之間體力以外的其他各類自然稟賦的微小差異，對于個人經濟生活的影響，可能要比在主要依賴體力勞動的前現代社會，無論是農耕、游牧、漁獵還是采集社會更顯著。

大國的地理、地形、氣候差異注定各地發展不可能齊頭并進。當代中國人評判貧富差別的社會參照系大大有別于兩代之前，不再是隔壁鄰居或附近某村、某單位。“人比人，氣死人”，餓不到，但更可能催生“躺平”。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共同富裕問題在語詞上是個老問題，實際卻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治理難題。這一點其實已很明顯，歷史上農耕中國最富庶的地區是關中、長江中下游或成都平原，而近現代，無論是歐美各國，還是當今中國，最繁榮的都是沿海都市及其周邊地區。

人文社科學者對諸如此類的難題，尤其是對其新特點和細節必須更敏感，要能感同身受，分析則要更細致，更少本本主義，無論是傳統中國的理想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16]還是來自外國學者的相關思辨，諸如羅爾斯的正義論或是諾齊克、桑德爾對其的批評。[17]即便對種種通用的統計指標，諸如基尼系數，也必須考察相關的社會語境。重新界定共同富裕是難免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長河中，什么是我們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可能接受（有別于“喜歡”）的有感召力的共同富裕？該如何與時俱進，重新凝聚社會共識？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做，做到哪一步。累進所得稅制很合理，世界各國通行，只是這意味著高收入群體納稅更多。這肯定會引發避稅和逃稅的問題，但不僅是這些問題。

更細致地，我們會發現，如果針對高顏值明星的超高收入稅率更高，在特定意義上，這可以說是一種“顏值稅”。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么對科學家、工程師和實業家以及人文社科學者和相關從業者的超高收入征稅則可以視為另一類型的“智商稅”。這里沒什么對不對的問題，但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這會影響中國科技文化發展嗎？會影響人才移民嗎？或是有多少人會通過離婚，或在外國訴訟申請財產保護，來轉移資產？

我的有限閱讀、想象力和分析能力也只能夠到這里。然而，僅此也會發現，這真的不只有關理解，重要的是應對。這不是個理論分析的問題了，這涉及社會治理的公共政策法律制度問題，甚至涉及國際間的競爭。有能力提出具體應對的實踐導向的人文社科學者，可以也應當進入國家相關機關，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更多人文社科學者也應立足專業以及相關學科的知識，察知、分析這類現實難題。至于我自己，由于涉及我根本無力有效分析和精準判斷的領域，只能知難而退。這不丟人。有些事，若僅有關自己，可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若有關社會和他人，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也許更好。不因為自己有個什么學位，身在某個高校，有個什么頭銜，就情不自禁，義正詞嚴，甚至大義凜然起來。說話容易，做事很難，做成事更難。現代化社會的勞動分工遠優于任何個體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發展很快，許多專業知識和技能折舊很快，折舊率也很高，有時甚至會直接報廢。

不管是否喜歡，有無能力，這類很難一一縷析，說服相關利害人的中國現代化中的問題，或遲或早，或多或少，都會以某種方式進入我們的視野，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我們的學術和知識生產，甚至生產體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