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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蒂芬·沃爾特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會使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短語，似乎已成為美國外交決策機構高級官員的任職要求。對此，看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最近與中國高層官員會晤時的開場白就知道了。他說：“本屆政府致力于通過外交手段促進美國的利益，加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反之則是“贏家通吃的局面。對我們每一國而言，那樣的世界都將會是更加暴力的、動蕩不安的世界。”他似乎在說，中國不僅要摧毀美國領導的秩序，而且要讓“強權即公理”的時代卷土重來。

但是，所謂的美國信奉規則體系而中國則反之這一說法，卻至少在三個方面具有誤導性。首先，它沒有看到美國自己有意愿在規則不合己身的情況下無視、規避或重寫規則。如果我們真誠面對自己，我們就必須承認，美國政府有時認為“強權即公理”和“贏家通吃”都是完全可以的。蘇聯解體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當時美國充分利用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衰弱的時機為己謀利。

其次，正如哈佛大學的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頓（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闡明的那樣，中國接受甚至捍衛了現有秩序的許多原則，盡管不是所有原則。當然，這種情況在未來可能會發生改變，但即使是一個強大得多的中國，也無疑會尋求保留目前秩序中任何符合其利益的特質。

“外交政策”網站刊載本文

第三，布林肯之流的言論暗示，放棄今天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將使我們處于一個沒有法律、沒有規則約束的赤裸裸的強權政治世界，任何規范或原則都不會再對我們構成束縛。但事實并非如此：學者們雖觀點迥異，但他們都明白，所有國際秩序——全球性的、地區性的、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都需要有一套規則來管理不同政治實體之間難以避免的各種互動。

在國際關系文獻中就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

·44年前，理論家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將“國際社會”定義為“受同一套規則約束的一群國家”。

·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最近將國際秩序定義為“一群有組織的國際機構”，他說，“這些規則實際上是由大國設計而各國同意共同遵守的規則。”

·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認為，所有的世界秩序都建立在“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規則體系”之上。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貝里（G.John Ikenberry）寫作了許多書籍解讀美國領導的“自由”秩序，他在這些書中都強調這種秩序具有“以規則為基礎的特征”。

·政治學家貝絲?西蒙斯（Beth Simmons）和海因?戈曼斯（Hein Goemans）同意這種觀點，他們寫道：“任何群體間的秩序都必須由群體成員制定的規則和……政治權威來定義。”

·即使是對自由秩序持懷疑態度的人，如學者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也承認規則在這一體系中所起的作用，他強調美國正是利用了自己手中掌握的強權去迫使其它國家遵守美國喜歡的規則。

簡言之，問題不在于美國偏好“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也不在于所謂的中國對此缺乏興趣；而在于，誰將決定哪些規則適用于哪里。或者正如蘭德公司的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Mazarr）最近所說，“核心問題是，美國和中國正為塑造基礎性的全球體系而展開競爭，即支配國際政治的基本理念、習慣和期望。這最終是一場有關規范、敘事和合法性的競爭。”

美中觀念的差異相對容易識別。美國（通常）更傾向有一個多邊體系（但一國要在某些國家享有特權，尤其是美國自己），這個多邊體系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要關注個人權利和某些核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民主規則、個人自由、法治、市場經濟等）。美國可能并沒有在國內完美踐行這些理念，也沒有在國際交往中一直奉行這些理念，但美國對這些理念的執著可絕非空談。此外，正是以這些理念為出發點，美國才去說服或迫使其它國家改變其國內政策。不足為奇的是，美國也喜歡許多現存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北約、世界銀行、美元所具有的儲備貨幣作用等），因為它們賦予了美國更大的影響力。

白人警察“跪殺”黑人弗洛伊德，將美國種族問題徹底引爆（視頻截圖）

相比之下，中國更傾向于一種威斯特伐利亞式的秩序觀，即保持獨立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注重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觀念即使不被完全否定，也要被淡化。這一秩序觀和美國的多邊體系一樣注重“以規則為基礎”，因為它也借鑒了《聯合國憲章》的部分內容，它不排斥目前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包括廣泛進行的貿易、投資、在氣候變化等重大跨國問題上展開合作。中國也是多邊主義的堅定捍衛者，即使其實際行為有時違反現有的多邊準則。盡管如此，一個中國偏好占上風的世界將不同于一個美國愿景更具影響力的世界。

我不知道哪一種愿景會在未來幾年勝出，但有一些分析是正確的。首先，如果你認為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友能自作主張地制定所有規則，那就再想想。國際秩序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潛在的力量平衡，而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它將具有相當大的能力去制定某些規則（或拒絕遵循它排斥的規則）。

其次，緊隨第一點，沒有任何一個強權能夠制定和執行某一國際秩序的所有規則。美國在創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過程中得到了它想要的大部分東西，并極大影響了該秩序此后的演變過程，但它仍然必須在一些問題上妥協，而且它經常無法得到它想要的所有東西。對全球秩序或兩國各自領導的局部秩序，美中兩國都將擁有極大影響力去為這些秩序書寫規則。但是，為了讓其它國家遵守這些規則，美中兩國也必須給其它國家一些它們想要的東西。

第三，中國的崛起（以及俄羅斯弱得多的地區影響力）給了其它國家相比單極時代更多的選擇。在美國制裁下，伊朗可能正承受著巨大痛苦，但它最近與中國達成的石油和投資協議顯示，它有能力在不向美國作出更多讓步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自身承受的壓力。看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下臺，歐洲可能會欣喜若狂，也會對拜登總統有意愿修復跨大西洋關系感到高興，但這種寬慰感并沒有導致德國取消北溪2號輸油管道項目，也沒有阻止歐盟（不顧美國的暫緩要求）與北京簽署中歐投資協議，也不會說服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將自由主義價值觀帶回匈牙利。

當美中兩國競相為世界秩序樹立互不相容的愿景時，其它國家會怎樣回應呢？一些國家的專制民族主義者可能更喜歡中國明確拒絕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做法和對主權的看法，但北京日益“好戰”的行為，都使別國日益擔憂一個更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可能是什么樣的。

美國人可能會夸大美國霸權所帶有的仁慈性質，但它與其它國家的地理距離和相對良好的意圖，使得別國更容易接受美國居于主導地位，而不是讓權力全面分散。正如我所說的，在單極時代，美國霸權并沒有像某些人預期的那樣引起那么多反對，這是因為它與其它主要權力中心被兩大洋所隔開，而且美國也沒有興趣去擴張領土。歐亞大陸的大多數國家都更擔心本地區的國家而不是美國，這就使得各國更想爭取到美國的支持，也對美國的霸權地位采取了更為容忍的態度。

然而，即使是那些歡迎美國領導的同道盟國也希望美國能更明智地行使領導權。使它們倍感困擾的不是美國霸權本身，而是美國對霸權特權的濫用。他們不喜歡美國肆無忌憚地違反體系規則，比如在1971年廢除金本位制和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尤其是當違規對它們以及美國都造成嚴重后果時。他們不喜歡美國利用SWIFT系統和組成全球金融秩序的其它機構去制裁與美國作對的國家，尤其是動用二級制裁手段去威脅那些不聽話的第三方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美國的盟國最想要美國更加認真地對待其反復承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短期來看，拜登和布林肯承諾展開積極并具有建設性的外交活動，將有利于美國推廣其所推崇的那套規則體系，他們的做法將會與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的大放厥詞形成鮮明對比。僅僅是出現在主要的全球論壇上，尊重其他參與者，并對其他人的擔憂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就會產生積極效果。如果北京繼續展開其事與愿違的“戰狼外交”，美國的魅力攻勢就將更有成效。

但更為嫻熟的外交手段只能使一個國家獲益到這種程度。長期來看，制定全球交易規則這場競爭的勝負將主要取決于美國或中國誰擁有更強大的硬實力。美國可以主導建立戰后自由主義秩序，是因為其當時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生產總值的近50%，而其它大國則是一片廢墟，都是山姆大叔的債務國。以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基礎的硬實力仍然會給它的擁有者帶來很多尊重：看看世界各國的領導人，他們顯然對特朗普感到震驚、憤怒、輕視和厭惡，但他們卻仍去尊重這個不配獲得尊重的特朗普。為什么？因為美國依舊是一頭重達800磅的大猩猩，不必要地激怒它可并不明智。

即使中國領導人的宏偉抱負得以實現，中國最終在21世紀占據了世界經濟之巔，中國仍舊無力接管世界。但擁有這樣的地位將使中國獲得巨大的影響力去制定國際體系的規則，因為其它國家將不太愿意公開挑戰中國，并將被迫調整某些做法以符合中國的偏好。即使是在軍事上積極抗衡中國的國家，也可能選擇以其它方式遷就中國。相比之下，如果美國能在經濟上與時俱進，并在大多數影響未來生產力的關鍵科技領域保持核心優勢，那么21世紀的秩序可能會更符合華盛頓而非北京的偏好。

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實力而進行必需的改革，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對美國有利的，而且即使未來的中國比現在更弱，不會對當前的秩序構成挑戰，這么做也是有意義的。簡言之，美國正處于這樣一個幸福時刻：實施對美國國內有利的改革也將有利于美國保持其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美國“外交政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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