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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發生引爆了歐洲二戰之后最大的難民危機。這場危機直接導致了英國退歐和民粹主義的強勢崛起，歐盟面臨進一步解體的巨大挑戰。目前這場危機仍在持續，對歐洲的影響還難下最終的結論，但從危機的發生到歐洲混亂的應對，使得這個體制的弊端顯露無遺。

客觀而論，這場難民危機即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則是美國2003年出現了戰略性失誤，輕率的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以武力顛覆了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外力的蠻橫干預摧毀了伊拉克和中東的力量平衡，整個國家陷入動蕩之中而無法自拔，從而為后來極端伊斯蘭國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伊斯蘭國所經之處戰火遍野，百姓流離失所，成為難民。

近因則是歐洲無視美國當年的教訓，重蹈覆轍，又以武力推翻了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卡扎菲在敗亡前曾打電話給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直言他倒臺利比亞將陷入無政府狀態，出現空前規模的難民危機。非洲一些國家的非法移民也會利用利比亞的混亂大舉橫跨地中海偷渡。然而卻完全被歐洲無視，結果他的預言一一成為現實。

相對于美國，歐洲在同一條河流再次跌倒更難以理解和不可原諒。一是美國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各方的反思早已汗牛充棟，就是當事人之一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公開認錯并道歉。小布什的弟弟在選舉時也同樣承認伊戰是決策錯誤。但歐洲卻對此熟視無睹，一意孤行。二是美國當年的霸道魯莽行為雖然造成嚴重后果，但畢竟遠離自己本土。除了軟實力受損和給伊拉克帶來災難，并不會沖擊到自身。歐洲則不同，北非與之隔海想望，一旦動蕩歐洲必然首當其沖。

歐洲難民潮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難民潮發生時，歐洲正面臨多重危機，處于二戰以來最大的困境中：主權債務危機、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傳統族群出生率的下降導致的種族危機，以及中產階級萎縮成為少數，民粹主義抬頭。應該說危機中的歐洲更應該慎重面對和處理自己一手導致的難民挑戰，以免造成無法控制的連鎖反應。

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德國非常倉促地決定敞開國門接納所有難民，一年之內就涌進了一百萬人。一百萬人是什么概念？中國三峽工程移民不過百萬。中國面積幾乎是德國的三十倍，人口也是德國的十七倍之多，而且中國各級政府的執行力很強，這一百萬移民也都是同文同種，價值觀也一樣。盡管如此，中國也是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才解決。德國憑什么來安置這一百萬信仰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不同的難民呢？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要撥款60億歐元用于安置難民，結果僅2015年開支就高達210億歐元（據Ifo經濟研究所所長辛恩的研究）。德國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拉斐爾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以100萬難民的人數計算，指出：“難民危機可能要耗資近1萬億歐元”。納稅人每年負擔170億。如難民能在6年內融入勞動市場，此間需9000億歐元，相當于德國國民總產值的1/3。拉斐旭申的研究結果是假設難民6年內融入勞動市場，但據貝塔斯曼基金會委托經濟學家Iván Martín主持調查歐盟9國讓難民融入勞動市場的研究，結果發現，無一國成功地讓難民融入勞動市場。

更嚴重的是，德國此舉不僅激發了更多的難民涌入，令難民危機的規模迅速膨脹，也使得原有的危機更加惡化：沉重的經濟負擔、恐怖分子以難民身份滲透進歐洲（僅2016年7月，德國就發生三起難民進行的恐怖襲擊）、種族結構更加失衡、民粹主義更加迅速的崛起。難民危機最為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英國脫歐，開啟了歐盟解體的第一步。

世人或許要問，西方主導世界五百年，有著豐富的治理經驗，何以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卻頻頻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領導人的能力何以如此低下？

其實不僅難民危機是如此，恐怖襲擊危機也同樣如此。我們知道希拉克主政時，法國沒有發生一起恐怖襲擊事件。這是因為希拉克的政策是基于自身在反恐上的兩大先天罩門。一是國內有七百萬穆斯林，多數人生活艱苦，因此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不難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二是法國疆域廣大，三面環海，又是申根國家，在物流層面上根本無法控制危險品、爆炸品的進入。所以，2003年法國帶頭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既贏得廣大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也穩定了國內穆斯林情緒，同時更避免了在法國出現恐怖襲擊。

但到了薩科奇時代和奧朗德時代，他們卻完全無視法國的致命弱點。先是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政權，造成該國的無政府狀態，既給伊斯蘭國的發展狀態創造條件，也制造了空前的難民危機。隨后當伊斯蘭國僅與敘利亞政府軍、伊朗和美國激烈交戰、還沒有將目標針對法國時，奧朗德突然決定向伊斯蘭國開戰，直接引火燒身。

面對西方國家所犯下的一系列導致嚴重后果的錯誤，都不由得令人發出上述之問。答案恐怕還是要從西方目前的制度根源上追根溯源。

西方制度歷經數百年演化，基本上在二十世紀實行了從精英政治到大眾民主的轉變。美國是1965年實現一人一票，瑞士則是1971年女性獲得投票權（但直到1990年女性才獲得州級別選舉的普選權）。這一演進令其政治精英的產生模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過去精英選擇精英到大眾選擇精英。然而，和關注長遠利益也需要思考遙遠復雜國際形勢的政治精英不同，大眾只關心短期的自身利益。不僅如此，大眾也有自己的審美標準和個人好惡。許多和能力無關的因素都能夠成為決定選舉成敗的關鍵因素。比如形象、性別、種族、宗教信仰、是否善于演講、善于表演和做秀以及時代背景，甚至出身于什么家庭也非常重要。為了贏得選舉，政治精英則必須迎合大眾，從他們的角度、心理和需求開展競選、兌現承諾。這自然導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也給極端政治人物的崛起創造條件。

執政不佳、僅有4%支持率、前所未有放棄連任的法國總統奧朗德，當年勝選是因為60%的工人和青年投了他的票。也就是說法國受教育水平最低和最缺乏社會經驗的兩個群體，決定了這次選舉結果。

2016年被西方視為民粹主義代表和反體制的特朗普，就是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支持下贏得選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