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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馬力】1997年，南非政府試圖通過修改國內法律以便可以合法采購價格便宜的仿制藥品，那是南非大量貧窮的愛滋病患者企盼的救命藥。當時全球各大制藥公司以法律手段全力向南非政府施壓，雖然造成了一定拖延和額外的人力成本，但南非政府最終還是得到了期望的結果。在這一事件結束后，南非政府認識到：不應再以挑戰全球知識產權既有體制的方式來謀求本國人民的健康福祉，這其中是存在重大風險的。

如今，南非看待這一問題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南非內閣正在制定一項新的涉及專利使用的政策，該政策出臺后，南非獲取外國藥物的渠道將得到極大拓寬。那些擁有藥品專利權的發達國家無疑將在雙邊或多邊場合向南非施壓，不過南非政府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在藥品專利問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應該以南非為榜樣。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10月17日刊發美國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21世紀經濟的知識產權》

在過去20年里，現有的專利保護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引發了強烈的反彈。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掌握大量專利權的發達國家希望通過影響WTO規則的制定過程、以貿易協定條款體現自身意志等方式將“一刀切”的專利保護模式強加給全世界所有國家，尤其是貧窮卻急需某些專利藥品的發展中國家。

那些專利大國保護自身知識產權的初衷并非如其宣傳的所謂“促進人類技術進步”、“鼓勵科學創新精神”，他們的真實意圖只是幫助那些跨國制藥公司和對貿易談判有影響力的機構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也就難怪那些有一定工業基礎的發展中國家（如南非、印度、巴西等）對現有專利保護制度產生如此強烈的反彈了。

在上述發展中國家眼中，現有專利制度的不公正性主要體現在一點：用于治療重大疾病的關鍵藥物的高昂價格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患者來說是根本無法承受的。印度議會于2005年通過了一項修正案，該修正案可以確保印度民眾合法購買到仿制藥品，從而促進了專利制度向平衡、公正的回歸。雖然這項修正案在印度國內外遭遇了諸多反制措施，但最終被認定符合WTO規則。另外，巴西政府關于國內艾滋病患者獲取關鍵藥物的早期努力也已經結出了果實——跨國制藥公司已經顯著降低了那些藥品在巴西的售價。

由于既缺乏效率又缺乏公平，現行的專利保護制度引發印度、巴西等國家的反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我回顧了知識產權保護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篇論文所列舉的大量理論和經驗數據表明，發達國家旨在保護知識產權的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對全球經濟活動的治理毫無幫助，而且也不能滿足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知識的需要。尤其值得強調的一點是，醫療服務等人類基本需求由于發達國家專利保護制度的存在而無法獲得滿足。

問題的關鍵在于，知識是一種全球性公共產品，從技術角度來說，使用知識的邊際成本為零，而從更普遍的意義上來說，知識可以增進全人類的福祉。所以，一直以來令人們擔憂的是——市場無法供應充足的知識，各類科學研究活動無法獲得充分的激勵。

20世紀末，主流的觀點認為，這種市場失靈狀況可以通過制造另一種市場失靈現象來獲得糾正——也就是嚴格的專利制度所形成的私人壟斷。保護私人知識產權的確是解決研究動力和融資問題的一條途徑，可即便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這一手段所帶來的問題也比預期的要多。

在當今這個即使一件商品也會涉及數千項專利的世界中，越來越稠密的“專利森林”有時會扼殺創新。在某些情況下，專利糾紛所產生的律師費甚至可能高于研發費用。在很多情況下，研發活動往往不是為了推出新產品，而是意在延伸、擴大和利用專利所賦予的壟斷權力。

那么專利究竟是如其倡導者所聲稱的有助于鼓勵研究活動和創新，還是通過對知識獲取施加限制而最終阻礙了研究活動和創新呢？2013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不允許為天然生成的基因序列申請專利。這一裁定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回答了上述問題，而該裁定的影響也十分直接——以與乳腺癌相關的BRCA基因為例，創新活動在裁決做出后得以加快，科學家們發現了更好且成本更低的乳腺癌診斷檢測手段。

談到資助和激勵科學研究，至少有三種手段可以產生此類作用：一是國家直接參與運行的機制，該機制對科研活動給予直接支持，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都是主導該機制運行的重要機構；二是輔助性機制，例如：減稅；三是政府機構、私人基金會或科研機構為做出杰出創新的人士或機構給予獎勵。

專利保護制度可以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獎勵。但這個獎勵阻礙了知識的擴散，減少了全人類從知識中的獲益，甚至還扭曲了經濟。相比之下，當前專利保護制度的最終替代方案可能是構建一個類似開源軟件的創新共同體（a creative commons），以便促進知識在全球的擴散。

發展中經濟體應該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來加快學習和創新。幾十年來，經濟學家們相信，技術變革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人類知識是促進經濟增長、增進人類福祉、提升人類發展水平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體現在所能應用的資源上面，還體現在知識方面。為了最大限度增進全人類的福祉，政策制定者們應大力促進知識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

雖然主張構建一個更加開放的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堅實的，不過現實世界卻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發展。在過去的30多年里，既有的知識產權制度為知識的擴散和使用制造了許多障礙，這導致個人創新的社會效益與私人回報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幫助確立這一專利制度的發達國家游說團體顯然將專利私人回報的重要性置于社會效益之前。有觀點認為，知識產權的認定應該考慮傳統知識或生物多樣性等因素，而這些游說團體對此鮮明的反對態度體現出他們對知識的社會效益是多么不屑一顧。

目前這種對知識產權廣泛而嚴格的保護是史無前例的。在早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那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未嚴格確立，而且經常受到政府故意忽視，以便為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環境。

當下的知識產權制度是不可持續的，因為21世紀的全球經濟至少在兩個重要方面與20世紀經濟已經有所不同：首先，南非、印度和巴西等經濟體的重要性將大大提高；其次，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體系中的“無重量經濟”（weightless economy）——思想、知識和信息的經濟——在產出中所占的比重將會越來越高。

為了反映上述新的現實，全球知識“治理”的相應規則必須有所改變。25年前由發達國家主導且受到其國內部分行業政治壓力左右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當今這個世界的意義已經大大下降。最大限度地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務，而不顧全球發展進程，不顧全世界大多數人的福祉，這樣的知識產權制度必須改變。當然，如果你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權力轉移的現實納入考慮，那又是另一回事。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正在進行，一套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應該承認知識對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人類福祉的重要性，而新興經濟體應該帶頭建立這樣一套與現行知識產權制度相比更加公正、平衡的制度。知識的生產固然重要，在使用知識的過程中，追求商業利益不以犧牲人類的健康福祉為前提，這是同樣重要的。南非即將做出的拓寬獲取外國藥物渠道的決定，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征程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下面是讀者在這篇文章后的留言，觀察者網摘取部分翻譯如下，僅供參考：

HWAN LIN：用獎勵來代替專利權是個不錯的想法。只是許多關于如何對創新成果給予獎勵的建議在現實世界中并不可行。許多人，其中也包括斯蒂格利茨教授，他們提出給予一次性“現金獎勵”。不過，一項今天看起來頗有價值的創新可能日后會被認為沒有那么重要，甚至會變得一文不值。因此在今天這個充滿變化的世界上，給予現金獎勵時，為創新者頒錯獎的可能性并非微乎其微。另外，對于一項剛剛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創新來說，判定其價值是非常困難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建議以“國家主導的跨期獎勵”代替專利權。對此，我剛剛撰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為《對技術創新的獎勵應該從專利保護轉向國家跨期獎勵》。鏈接為https://doi.org/10.1016/j.jmacro.2016.0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