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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歐洲和全世界消化英國脫歐公投所帶來的后果還需要很長時間。當然，最重大的后果取決于歐盟對英國人離開的反應。

大多數人原本以為，歐盟不會“割肉”自損：畢竟友好分手似乎最符合各方的利益。盡管如此，此次分手（和大量的分手一樣）的過程可能會變得一團糟。

英國和歐盟從貿易和經濟一體化中互相獲益。如果歐盟政界高層真的認為加強經濟一體化是更為有利的，他們就會嘗試在這種情況下確保雙方關系盡可能緊密。然而，盧森堡大規模避稅計劃的設計師、眼下的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卻仍舊態度強硬，他說：“退出就是退出了。”

容克辯稱，歐盟必須采取毫不妥協的行動，以便打消其他國家脫歐的念頭，因此他給英國開出的條件不會比世界貿易組織協議框架內所保證的更多。

換句話說，歐洲不會因為遠遠高于所付出代價的經濟方面的利益而凝聚在一起。照容克的話說，經濟上的繁榮、團結一心感和對歐洲的自豪感是不夠的。不，歐洲的團結要靠威脅、脅迫和恐懼來保證。

普通民眾過得并不好

這種立場忽視了一個不僅從英國脫歐公投也從美國共和黨初選中得出的教訓：對大多數民眾來說，他們的日子過得并不好。從過去40年來新自由主義議程中獲益的可能是最頂端的1%的人，而不是剩下的人。我一直就預言，這種停滯最終會帶來政治上的后果。只是這一天現在到來了。

大西洋兩岸的民眾都將貿易協定視為他們痛苦的根源。這種觀點雖然過于簡單化，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的貿易協定是關起門來協商出來的，其中代表了很強的企業利益，完全將普通公民即就業者排除在外。

因此出現一邊倒的結果就沒什么可奇怪的了：就業者的談判地位被進一步削弱，這又強化了損害工會和就業者權利的立法的影響力。

盡管貿易協定在這種不平等狀況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政治均勢向著資本傾斜的影響要大得多。比方說，關于保護知識產權的法規增大了醫藥企業提高價格的可能性。然而，一家企業的市場影響力的每一次增大實際上都相當于一次減薪——即不平等的加劇，如今這已是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標志。

各行各業的工業集中程度以及市場影響力都在增大。實際工資停滯和降低所造成的影響與財政緊縮政策的影響混雜在一起，同時公共服務存在減少的危險，而大量中低收入就業者恰恰依賴這些服務。

難民沖擊由弱者承擔

由此所產生的就業者在經濟上的不安全感與外來移民的問題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有毒的混合物。很多難民是壓迫和戰爭的受害者——而西方對壓迫和戰爭的出現負有責任。提供援助是所有人在道義上的責任，尤其是原殖民大國。

盡管下面這點屢屢遭到否認，但低技能勞動力的增長（在需求曲線正常向下的情況下）導致了均衡工資的降低。當工資沒有降低或無法降低時，失業率就增加。

這一發展令經濟管理不善導致整體失業率高企的國家感到憂慮。在歐洲，特別是在歐元區，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平均失業率達到兩位數。

歐洲內部人員的自由流動意味著，在降低失業率方面更為成功的國家可能要料到，自己必須負擔的難民會超出公平份額。這些國家的就業者承擔了低工資和高失業率的負擔，而雇用著廉價勞動力的雇主卻從中獲益。換句話說，難民所造成的負擔由最沒有能力承擔的那些人承擔了，這就沒有什么令人意外的了。

當然，關于移民的好處談的很多了。對于那些向所有民眾提供公共服務普遍很少的國家，移民會帶來好處。然而，對于那些社會保障水平較高的國家，則是相反的情況。

提高生活水平是要務

工資下行壓力和削減公共服務的結果是中產階級被掏空，大西洋兩岸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影響。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家庭享受不到經濟增長的好處。他們知道，造成2008年危機的是銀行；然后他們看到，巨額資金被用來拯救這些銀行，但是只有一丁點兒的錢被用在拯救他們的房子和就業崗位上。鑒于當前美國男性全職就業者（排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實際中位數收入低于40年前的事實，選民的怒火就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了。

此外，承諾變革的政治家沒有滿足人們的期望。

普通民眾雖然知道制度不公，但他們終于意識到，制度被操縱的程度比人們設想的還大。因此，人們對政治家的變革能力或意愿最后僅存的信心也消失了。同樣可以理解的是，新出現的政治家也認同作出承諾的那些人的意見：所有人都會從全球化中獲益。

然而，帶著一肚子怒火去投票，問題不會得到解決，并可能導致更糟糕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對于如何應對充滿怒火的投票結果，也是同樣的道理。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讓過去的過去。英吉利海峽兩岸的政界都應花心思回答下面的這個問題：在民主制度下，政治當權派對于如此之多的民眾顧慮怎么會如此漠不關心。

眼下，每個歐盟成員國政府都必須將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作為其最優先的目標。更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會有多大幫助。

而且人們應當停止將目標與手段相混淆：舉例來說，在管理得當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可以帶來更大的共同富裕；但如果管理失當，它將令更多人（可能是多數）的生活質量下降。

除當前的新自由主義安排之外，還有其他選擇可以帶來共同富裕。然而，同樣也有會造成更大損失的其他選擇——比方說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計劃與歐盟達成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今天的挑戰在于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從而更好地迎接挑戰，并避免重蹈覆轍。

（本文原載《瑞士商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