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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耀：不，謝謝你，斯蒂芬。但實際上，我非常同意你的評估，即用雙邊赤字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并不是真正正確的方法。你認為未來我們如何走出這場危機，我們的貿易關稅沖突，如何能漸漸擺脫這些情況？

斯蒂芬·羅奇：從美國方面來看，拜登總統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從而他對中國會保持強硬態度。但是，美國的領導層很狡猾，民意調查似乎在指導政治家采取的每一步，但最后當領導人有勇氣采取不一定與短期民意調查結果一致的強硬措施時，他們就會成功。因此，如果你問我拜登總統應該做什么，順便說一下，這不是他問我的事情。

要充分說明一下，我來告訴你，我沒有與他的中國團隊溝通，我直接通過我寫的東西和我說的方式（溝通）：我認為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許多艱難的結構性問題，事實上這是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不一定是基于最有效的證據上提出的，但最終對（中美）兩家“公司”的長期競爭力和繁榮很重要的問題。

像創新政策、技術轉讓、對國有企業的補貼、網絡安全、外資并購造成的壟斷問題，這些都是真正重要的問題。兩國之間存在著大量的分歧，我更愿意看到我們真正專注于發展一個框架來解決結構性問題，而不是雙邊貿易問題，這是我們宏觀經濟積累和平衡的產物。

我在即將出版的書中寫到，我希望是一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框架，即回到談判桌上談判雙邊投資條約。我們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了大約10年的雙邊談判，直到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他停止了，而我們大概完成了90%到95%的工作。雙邊投資條約很重要，因為它側重于兩個伙伴的經濟增長，他們可以增加進入對方市場的機會，只要這種機會是通過談判達成的，并由強有力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來保證，我們又完成了90%到95%的工作。

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回到這個框架，我們將更有效地解決我們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主要結構差異，并在一個有利于增長的雙贏框架內這樣做。貿易戰是兩敗俱傷的，技術戰是雙輸的，新的冷戰也是雙輸的。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輝耀，如果保持我們在過去4年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前9至10個月所從事的框架，我們將保持在這種失敗的狀態。我們必須想出一個新的框架，我在這本新書中寫到了這一點。

增進溝通，中美或許需要一個“聯合辦公室”

王輝耀：是的，很好。我認為你已經提出了很好的想法。正如你所說的，這個雙邊投資條約在2016年他們舉行G20會議時幾乎要簽署了。CCG顧問、財政部前副部長朱光耀當時正在協調財政部長的G20會議，然后他告訴我，當時幾乎已經完成了，可以在那年杭州的G20會議后簽署這個條約。所以我們絕對需要一個框架來真正參與對話，而不是現在我們看到美國不斷增加實體制裁名單。

我們看到一些更多的實體企業被添加到制裁名單上，實際上這不僅危害了中國的商業，而且也傷害了美國的商業。因此，你認為我們可以真正合作的方式是什么？

斯蒂芬·羅奇：是的，你說的很有道理，輝耀。有一些領域具有全球影響的共同利益，這兩個大國有巨大的動力一起工作。我只想強調其中的三個，你提到的可能比這更多。但對我來說，它們是最重要的那些，提供了最大的機會。我們的全球氣候變化、全球健康和網絡安全。而這三個領域，我認為，我們似乎應該所有人一起在氣候變化領域努力。特別是在COP26會議上，美國和中國在COP26會議結束時宣布了一份聯合聲明。它沒有真正包含任何新的革命性的突破，但它確實包含一個聯合承諾，這正是我們需要的。

中美關于在2020年加強氣候行動的聯合格拉斯哥宣言。來源：美國國務院

在全球健康方面，疫情一直是兩國合作的巨大機會。但在美國，我們更關注新型冠狀病毒起源的爭論，以及將全球大流行病歸咎于中國，這使我們無法合作研究、科學發現以及分享公共衛生實踐。我們需要在全球范圍內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在網絡安全方面，我們還沒有形成合力來解決關鍵問題。

包括網絡勒索、網絡間諜、網絡攻擊，全球都面臨這些問題。我們不僅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解決結構性問題，而且我們還需要找到一種兩國之間溝通的新方法。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上個月舉行了一次視頻會晤。但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兩位領導人坐在電腦屏幕前。當然，他們也許可以每6個月一次，或者當他們可以再次出國時，共進晚餐或類似的事情。

我有一個建議是兩個國家建立一個常設聯合辦公室。這將是一個由來自中國和美國的高級專業官員組成的辦公室。他們將在一個中立國家的辦公室里共同工作，比如瑞士，他們全職工作，處理中美關系的所有方面，從一些貿易和關稅問題到技術問題，到健康、氣候、網絡問題，他們為政策聯合數據庫制定聯合建議。他們還管理兩國之間因他們簽署的協議而產生的爭端。這種關系太重要了。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也會有這些戰略和經濟對話。奧巴馬時期每年只有一次，小布什時期每年兩次。這還不夠，我們需要一個全職辦公室來真正將參與度提高到避免沖突所需的水平。而這是我的書中一個重要部分，談的是雙贏的沖突解決方式，我可以告訴你更多，雖然你不會買這本書，還有很多內容。

澄清一下，我不想要兩個獨立的辦公室。我希望在一個中立的國家有一個辦公室，每天都有中國的專業官員來與他們的美國同行一起工作。他們在一個辦公室里一起工作，這就是為什么我稱它為聯合辦公室。這不是兩個單獨運作的機構，而是一個綜合的處理方法，一起解決共同關心的領域問題。我認為這將遠遠好于讓美方發展自己的觀點，中方發展自己的觀點，然后他們見面，他們走到一起。我希望他們在全職的基礎上在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