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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施展，整理/盧思葉】

2020年，全球經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疫情和國際關系影響下，中國的貿易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

10月28日，在阿里巴巴國際站舉行的“外貿新勢力”大會上，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發表了主旨演講《中國制造的未來——信息經濟時代，數據與供應鏈》，解析了數字經濟時代的中國制造前景。

施展在“外貿新勢力”大會發表演講

施展認為，疫情和貿易戰沖擊之下，中國制造的前景更多是“溢出”而不是“轉移”。

對此，施展解釋道，過去有不少產業將工廠遷往越南、印度等國家，但能夠帶走的只有一級供應商，因為越往下級別的供應商，生產越專門化，必須依賴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才能生存。在今天，只有中國存在這種龐大的供應鏈網絡。

在他看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彈性與效率兼備的供應鏈網絡，網絡規模突破一定門檻后，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在綜合成本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因此，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

施展判斷，目前世界經貿的格局是以“美國創新，中國生產，全球銷售”為特點的全球“雙層循環”結構，中國是“8”字型結構中至關重要的節點和樞紐，這將是中國制造未來在全球的結構性位置。

以下為觀察者網整理的演講主要內容。

全球“雙層循環”結構示意圖

施展：

今天會議的主題是“外貿新勢力”，作為外貿人，咱們最關注的是兩個事：第一是貿易戰的狀況。貿易戰以來，中國的外貿條件惡化，對于外貿會有很大沖擊。第二是中國的經濟到底怎么樣，如果中國經濟因為貿易戰或者疫情等原因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那么作為外貿人，咱們的發展肯定要后繼乏力了。

所以今天這個話題，我就要探討一下中國制造、中國經濟，以及更進一步，中國外貿，究竟是怎樣的走向，究竟可能有怎樣的未來，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的？背后的機理是什么？

第一部分，中國制造的前景究竟是“溢出”還是“轉移”

在2018年、2019年的時候，網上流傳過一些帖子說，中國有一系列牛氣沖天的小鎮，此前你可能根本沒有聽過。比如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鄌郚鎮，生產了全球超過1/3的吉他；江蘇省泰興市黃橋鎮，生產了全球超過1/3的小提琴；比如河南省虞城縣稍崗鎮，生產了全國超過85%、全球超過一半以上的鋼卷尺。這些東西，大家會覺得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生產這些算什么本事，遲早被人替代”，但結論不能下這么早。

山東鄌郚鎮（圖源：志縣新）

仔細看一下會發現，比如河南省虞城縣稍崗鎮生產的鋼卷尺，鋼卷尺沒有任何技術含量，但一把5米以上的鋼卷尺，不到3塊錢就能買到，網上最便宜的甚至只要7毛9。這個價格極其令人匪夷所思，這里居然能夠把成本控制到這個程度！確實任何地方都能生產鋼卷尺，但是有幾個地方能以不到1塊錢成本生產出一把鋼卷尺呢？這種綜合成本的控制能力，絕對不是用一句“低技術”就能夠否定掉，因為其背后有另外一套龐大的系統在支撐。

咱們再來看一個高技術的例子，2019年10月初，三星手機關閉了在中國大陸最后一家手機工廠，工廠全部從廣東惠州遷到越南，那時國內一片哀鴻遍野：“看來中國制造確實不行了。”但是，我們要探究三星手機遷走的工廠到底帶走了什么。2019年，我到越南做了比較深入的調研，其中就訪談到了三星在越南的手機工廠。每天下午4點，有大量集裝箱卡車會在三星手機工廠門口卸貨，卸的貨品主要是手機零配件，而零配件從哪兒來的？它們都是頭一天下午4點在廣東珠三角裝車，當天一早被運到中越邊界的廣西智能化通關口岸，下午到達三星在越南的工廠。每一天都是如此，而且貨量非常之大。

中國也有很多其他手機工廠，有的遷往越南，有的遷往印度，有人認為，遷工廠是把供應鏈都帶走了。對于這些工廠，超過一半我都訪談過：究竟遷走了什么？以手機工廠為例，手機工廠的遷移就是把生產手機時最終的組裝環節遷走了。在手機生產的供應鏈中，采購光學系統、聲學系統、屏幕等組件的廠家屬于一級供應商，一級供應商也需要線下采購，所以還有二級、三級供應商，線下可能有幾十級供應商。

在這些供應商中，遷移工廠能夠帶走的只有一級供應商，二級及以下的供應商不會被帶走。為什么二級往下的供應商就帶不走？因為越往下級別的供應商，生產的東西越專門化，這些供應商的生存必須得依賴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

三星越南工廠（圖源：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網站）

打個比方，在一個龐大的汽水生產供應鏈網絡中，只生產瓶蓋就能活得下去，但如果周邊沒有這樣的網絡，僅僅生產瓶蓋的廠家是無法活不去的。所以，越往下的供應商生產越專門化，越需要依賴一個龐大的網絡，在今天，只有中國存在這種龐大的供應鏈網絡。

基于這個龐大的網絡，我們看到，在疫情和貿易戰的沖擊之下，中國制造業更多的不是“轉移”，而是“溢出”。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手機生產的最終組裝環節以及一級供應商有可能遷走了，但是二級往下的供應商仍然都在中國，仍然整合在中國的供應鏈網絡里。所以這種轉移不是我們通常所想象的“一轉走就沒有關系了”，實際上，這種轉移相當于供應鏈網絡的溢出效應。

工廠遷出是供應鏈網絡的溢出效應，而不是實質上的轉移，這個判斷與數字化外貿有關。數字化的科技能夠讓貿易，甚至讓制造、生產都消除地域和時空的差距。為什么說數字化科技能夠做到這些？這就是我要談的第二個話題。

第二部分，中國經濟成長的機理

過去我們經常簡單地說中國經濟的成長機理是“中國模式”：“因為中國模式很了不起，所以我們發展了起來”，實際上問題沒有那么簡單。我們把這個問題往深了去看會發現，中國經濟的成長過程與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啟的最新一輪“創新經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