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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當地時間8月24日晚，社交媒體“電報”（Telegram）創始人帕維爾·杜羅夫在法國被捕。隨后，X平臺所有者、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杰夫、“棱鏡門”事件曝光者斯諾登紛紛發聲，指責歐洲所謂的“言論自由”。

在我看來，這件事情有幾個觀察點：

1.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國家安全是紅線和底線。

1950年代沃爾弗斯對國家安全的定義“對國家至關重要的價值處于安全狀態”，仍然是在執行中，尤其是歐美國家實踐中，最核心的底線。主權國家在自主認為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就會采取行動。在這種行動中，法律是實現國家安全的工具，而不是約束和邊界。也就是說，一旦某個個體，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那么國家就會采取一切手段，消除這種威脅。

當然，我們可以去爭論，這種對國家安全的認定是否存在泛化和濫用。一般而言，歐美國家在國家安全認定上的尺度，始終是比較寬松和廣泛的，只是在表現形式和具體行動中，比較注重包裝，尤其是注重與媒體的配合，構建建立在國家安全共識基礎上的一致行動。

反猶主義和恐怖主義，這兩個有政治正確特征的國家安全共識，是西方世界的客觀現實，一旦觸及邊界，就會立刻做出反應。這次杜羅夫被捕，就是此前拒絕配合歐美政府要求獲得用戶數據，以及管控平臺內信息的要求。在歐美國家，這套國家安全邏輯，確實就是自洽的。

社交媒體“電報”（Telegram）創始人帕維爾·杜羅夫

2.歐美國家在國家安全上的問題，是采取有顯著霸權主義特征的國家安全觀。

所謂“雙標”，或者，“多重標準”，就是“自我中心，個體理性的國家”在國家安全領域的實踐。最大的問題是超越地理邊界，擴張本國安全邊界，壓縮其他國家的安全邊界，構建以其他國家不安全為代價的國家安全實踐。

在杜羅夫的問題上，西方鼓勵杜羅夫和他的平臺對抗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治理，要求遵守西方國家的國家安全治理。當然，在此過程中，福柯說的規訓，或者說，認知塑造，清晰可見：反抗俄羅斯，就是民主；不服從西方，就是不安全。

這當然是雙標的，而且也會有回旋鏢效應：當初西方國家單純認為互聯網的發展，只會無條件地有利于擴展西方國家的軟權力，成為西方國家外交的新工具，在全球非西方世界搞事，挑戰當地的不親西方的國家安全。所以，西方國家塑造了一套近似絕對的互聯網自由的概念體系，并通過傳媒、教育和知識體系，進行廣泛傳播，以及強力規訓。

現在，回旋鏢打到歐美自己了，確實對歐美國家的內部治理、全球擴展產生風險和威脅了，那么歐美國家自然就按照自己對國家安全的理解，開始采取行動。中間沒有過渡，沒有鋪墊，所以才會讓全球，特別是那些被規訓的比較徹底且持理想主義認知的人，感到錯愕。

馬斯克連發多文諷刺歐洲沒有言論自由，要求釋放杜羅夫，并用法語寫道：“自由。自由！自由？”

3.治理全球網絡空間，是新一輪全球化協同治理的核心議題領域。

全球網絡空間的有效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前沿與焦點領域。這個領域，天然需要有效的跨國協調，這種協調，只有建立在尊重所有國家網絡主權平等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這種治理，不可避免的涉及主權的讓渡，但這種讓渡，必須建立在對等、公平和讓主權國家舒適的基礎。舒適的關鍵，就是要保障國家的主權權利不受損害。

聯合國注定會在這個過程中有發揮重要作用的機會，但是做到哪個程度，最根本的還是會回到大國協調，尤其是聯合國五常的大國協調。目前看，這個過程還會面臨各種不確定性的沖擊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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