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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的國家安全機關或者說情報界中，經常有一種作風：偏向于行動派的部分官員或者一些資深的業務干部，對于那些坐辦公室的或者上面空降下來而缺乏一線經驗，不了解具體行當工作卻滿嘴夸夸其談的所謂文職人員，其實是很有看法的。

他們存在某種可以稱之為“亞文化”的東西。他們的跨國機構之間，因任務中廣泛的合作與悠久的歷史，他們會具有某種兄弟會的情結。舉個簡單例子，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的時候，以色列能夠翻盤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發現了埃及的兩個軍團之間存在一條30公里到40公里的這么一個缺口。這個情報第一時間交給了以色列國防軍，然后以色列國防軍傳給了沙龍，沙龍看準這個缺口實施了大括弧登陸作戰，反穿過去套住這個缺口，對埃及第三軍團進行了反包圍，從而一舉扭轉了態勢，所以這是一份扭轉現實戰局的情報。

但是根據一些材料顯示，這份足以扭轉戰局的情報，嚴格意義上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經由美國總統傳達以色列的最高領導人，或者是通過美國和以色列之間正式的情報交換機制傳遞的。其運作流程大體上相當于美國看到這個消息的一個中校級別的情報分析官員在向上報送這個材料的時候，同時給他的同行打個電話：“我這有個東西你感不感興趣？我給你。”這么就過去了。

回到這次恐襲事情，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比較有意思的點。

第一，這些人的進入和滲透是成功的，他們成功地繞開了俄羅斯的系統。你可以說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俄羅斯的系統比較粗糙，有很多漏洞。但另一部分原因，假如這就是“ISIS”這種級別的恐怖主義組織，從國際上通過網絡隨機招募一個非俄羅斯本地的民眾，它是如何獲得俄羅斯的安全能力和態勢分布內容，又是如何確保行動前期人員和裝備的進入能夠如此成功地完成呢？其中是不是有外力支持？俄烏沖突當中的類似“緊密合作”現象，有時候明顯感覺到在一些地方烏克蘭開了戰場單向透明外掛，這種能力顯然不來自烏克蘭自身。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第二，很明顯在美國和西方這一側，事前應該是感知到了某些東西，并且他們并不介意去泄露這種感知。他們提前兩周發了公告，建議48小時內不要進行人群的聚集，還特別把音樂會單列了出來。這條公告現在看來就比較扎眼。

3月7日，美國駐俄大使館曾發表聲明：“有報道稱，極端分子即將對莫斯科大型集會（包括音樂會）發動襲擊”。圖片來源：美駐俄大使館網頁截圖

大家可以嘗試去找找看，之前美國和西方國家駐俄羅斯的使館機構是否也發過類似的公告，是否會單列出某一個具體的場景，并且后來得到應驗。所以有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有一些想法的一個特定圈層的力量策劃了某種東西，這種策劃是一個比較隨機和臨場的反應，以一種試試看的心理組織招募了一些人。當然也可能是形成了非常嚴密的PPT上報，上面讀報告的人覺得花費也不多，也不一定闖大禍，還對自己這邊是有限度有利的，于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授權了這類行動。

另一方面，這當中經歷了非常市場化的行為，層層地轉包，沒有辦法或者沒有興趣調動正規性的力量。因為從實體的效果上來說，就現在俄烏沖突的局勢，指望這樣規模的一次襲擊，除非假設原先申報的是針對一些重要目標的斬首行動，而隨著時間流逝，可能KPI已經隱約地爆了，但是在操層面上，沒有辦法去實施這樣一種斬首。出于交差的目的，找個草臺班子，半隨機地找一個音樂會當襲擊目標——可能最初報告上是在音樂會上對某個重要目標進行斬首，好歹也要在音樂會上搞搞事情——同時時間點看上去也到了一個可以寫新故事的時候：我們給了普京在顏面上重重的一擊。讓自己可以在體系內形成自洽。

發生這些事情之后，策劃者很明顯并沒上心后期的撤離行動，就俄羅斯方面對此次襲擊事件性質的認定與俄羅斯緊急強力部門做出回應的速度好像都沒有完全準確的評估，所以整個行動隊都折進去了。其實，真正有意義的不是那4個直接執行的外包員工，而是另外7個人，其中如果有負責聯絡傳遞的，那么幕后黑手的相貌便有可能被比較明確地勾勒出來。

最后回到是誰獲益的問題。說實話，我很難覺得美國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中獲益。這件事情發生的地點比較特別，音樂會。俄羅斯人對音樂的喜好，音樂會在俄羅斯日常社交過程當中的地位和作用超乎我們一般人的認知和理解。

當年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事情之后，電影《偷襲珍珠港》最后那一段就說，原計劃的奇襲珍珠港，由于各種原因變成了偷襲珍珠港，這對于美國來說是一種巨大的羞辱，等同于驚醒一個沉睡中的巨人，讓他憤怒地站起來并投入戰斗。

同樣，對俄羅斯的此次襲擊，就好像用一把小手槍對著一頭身高數米的阿拉斯加棕熊，它原本在那認真吃蜂蜜，享受一天閑暇而美好的時光的時候，對它的前肢“嘣”地打出個洞。疼不疼？挺疼的，還流血呢。但對他有影響嗎？至少離弄死它還遠。然后你把它惹毛了，生氣了，起來了，朝著你一步一步逼近。

所以我不清楚，在此過程中，站在美國國家利益層面的利好何在。目前看來，不出意外的話，此次恐襲很大概率將歸因于烏克蘭。綜合現在各種各樣放在明面上的線索，除了那個出來承擔責任還不如不承擔責任的“ISIS”之外，基本上都指向烏克蘭。當然也有可能出現新的證據推翻這種假設，所以到目前為止這只是一種假設，如果遵循這樣一種假設，客觀上的直接效果應該就是俄烏沖突的延宕。

這種俄烏沖突的延宕當然會讓俄羅斯遭遇損失，會實現對俄羅斯的實力的消耗，但是在消耗俄羅斯的過程當中，更大的消耗可能來自對烏克蘭提供支持的比如說歐洲。如果說我們要講一個故事，美國通過對恐怖襲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方式，包括提供前期有限的情報支持，在執行層面意在惹毛俄羅斯，鎖死俄烏和談大門，確保歐洲能夠持續性失血，最終把歐洲整體性地徹底擠干，在烏克蘭戰至最后一兵一卒之前或者幾近同時，把最肥美的歐洲變成餐盤里的菜，端到美國的餐桌前。這個有點像好萊塢劇本了，并且讓人覺得脊椎發涼。

當地時間2月17日，慕尼黑安全會議小組會談，布林肯發表“上桌說”引發廣大爭議。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如果真如上述所設想那樣，美國可以這樣堂而皇之地去謀算自己的盟友，倒也算是歐亨利式的結尾，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畢竟基辛格說過，“當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當美國的盟友是致命的”，美國正要上演致命盟友的一幕。但這一幕對拜登有利嗎？他能夠讓俄烏局勢在選舉前進入一個有利于拜登賺取美國民眾支持的相對穩定狀態嗎？今天的美國民眾是那么容易支持一個具有高度持續性的，本質上是建立在人道主義國際干預基礎上的對俄戰略嗎？可能否定性的答案會更多一些。

所以美國作為一個整體不見得從中獲利，但是那些掮客、戰爭販子，那些腦子里面的腦漿被肌肉所充斥，離開了冷戰和沖突就無法謀生的那些“百萬漕工”，或許確實是可以從中獲益。

最后回到中國，有的時候整體的國際環境真是門玄學。現在的局面與走勢對中國的具體影響，大家可以自行判斷，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們要從中去汲取經驗和教訓。作為一個大國，安全是不能有顯著的死角、盲區或者短板的。上到正規的國家安全國防這類硬實力，下至國內治理，特定類型的風險管控，乃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安檢，我們需要均衡統籌發展與安全。

同樣的，我們要避免把自由寬松和安全進行絕對的對立。有一個非常好的典故，尼克松描述他曾經跟赫魯曉夫有一段對話，赫魯曉夫問尼克松，美國究竟想要什么？尼克松本想回答他要和平，但他又擔心赫魯曉夫會說“跪下，我賜予你和平”。所以尼克松就說，美國要的是有尊嚴的和平。我們當然希望自由，但是這種自由應該有安全的支撐。

資料圖：1959年，尼克松與赫魯曉夫會面（圖片來源：網絡）

安全本身不是目的，安全是一種工具、手段，是策略，是屬性，是確保我們能在安全的環境下享受我們的自由。如何平衡好二者關系，通過具體政策實踐形成的認知框架，應該日趨明顯地成為中國當下以及未來的共識。有太多例子就在我們身邊上演，如果大國戰略競爭進入到這樣一種狀態，當國際體系當中霸權將你視作是敵人的時候，你的安全環境會發生怎樣顯著的變化？

俄羅斯用自己的經驗和實踐為我們進行了一個近似的模擬，同時提醒我們在現如今充滿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一方面我們應當慶幸生活在中國，政府給我們提供了強有力的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伴隨著國際體系持續的動蕩和變革，國際風云日趨復雜和重大的演化，我們也需要在能力建設上持續地向前提升，大家共同為這種提升和完善作出應有的貢獻。

好，今天就說到這，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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