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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起來后，史迪威發信要求羅斯福為他做主。在馬歇爾的支持下，9月19日，羅斯福寫了一份電報交給了史迪威，大概的意思是，堅持要求蔣介石繼續執行史迪威的作戰計劃。如果不執行，這會威脅到駝峰的空中航線。如果不執行，蔣介石本人必須接受后果并承擔個人責任。然后敦促蔣介石任命史迪威毫無約束地指揮一切中國軍隊。如果再事拖延，為挽救中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這份電報當面罵了蔣介石一頓。史迪威很不厚道，還把它翻譯成了中文，然后當著宋子文、何應欽、白崇禧和其他軍事委員會成員，把這份電報交給了蔣介石。事后史迪威在日記里記錄這次重大勝利的時候寫道：“我狠狠地踢了這個‘花生米’一腳。”

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史迪威，在和蔣介石關系破裂后，被羅斯福調任回國

但運輸大隊長雖然軍事斗爭能力不行，宮斗和權謀還是很在行的。蔣介石捏準美國人在中國除了他以外，沒有合適的代理人人選。因為有蘇聯在，共產黨被優先排除在外，而國民黨這邊沒有任何人能取代蔣介石的位置。因此美國“最好的代理人”成了常凱申同學最大的戰略籌碼。

然后蔣介石向美方表示他不干了。這時，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發揮了關鍵作用。作為羅斯福總統的“欽差大臣”，赫爾利為了把史迪威趕走，繼而讓自己上位，他幾乎無原則地站在了蔣介石那邊，把蔣介石的主張向羅斯福進行轉述。羅斯福信任赫爾利，而赫爾利也知道羅斯福對于中國的需求。赫爾利把一道選擇題放在羅斯福面前，告訴他，蔣介石和史迪威挑一個。赫爾利建議他挑蔣介石，不然中國就要崩潰。

而邊上的馬歇爾認為，只要羅斯福繼續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蔣會收回成命，繼續讓史迪威在那邊做。考慮了半天，最后羅斯福認為，比起地方的實力派，包括李濟深、龍云、白崇禧，還是蔣介石更合適。更重要的是，羅斯福并不親共，也并不希望共產黨從中獲益。當然，日本軍隊在戰場上的正面進攻，也增加了撤換蔣介石的風險，而羅斯福不想負擔這個風險。

于是在史迪威事件當中，最終羅斯福作出了讓步，同意撤換史迪威。但這個撤換過程還持續了很長時間，其中赫爾利持續不斷地發揮作用，比如要求把豫湘桂作戰失敗的責任歸結于史迪威的瞎指揮。

但其實1944年的豫湘桂大潰敗，本質上是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和無能所導致的。不過精于為自己找借口的國民黨官員在報告里指出，是史迪威把精銳的部隊調去打緬甸了，而“國軍”正好處于虛弱期。在臺灣出的紀錄片里就有一句話，說當時“國軍”處于所謂“舊力已失，新力未生”的階段，結果被日本人打崩了。當然，湯恩伯幾十萬軍隊被日本幾萬人直接給打趴下的這種細節就不多講了。

1944年的豫湘桂大潰敗，本質上是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和無能所導致的

這份報告居然就被轉交給了華盛頓，而且赫爾利在前面加了一段評語。他重新闡釋了羅斯福給自己的指示，然后加了一條結論：“我在這里研究形勢后確信，沒有一個中國領袖能像蔣介石那樣提供如此之好的與您合作的基礎。在我所知的中國人中，沒有一個人具備蔣介石那樣多的擔任這個職務的素質。”簡單來說，這是條“好狗”，錯過這家就沒有了。為了他，趕緊把史迪威召回比較好。史迪威對美國的價值，遠遠達不到蔣的作用。羅斯福同意了。這件事對于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關系產生了間接影響，共產黨人看到了一種態度，赫爾利的個人動作不僅僅代表個人，還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美國的態度。

當然這件事情又產生了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結果，一個美國的四星上將被一個所謂的盟國給趕走了，這在輿論界并不是完全有利的。因為對于這件事情內幕探究，史迪威是有策略的。在被召回之前，他把整個事情的經過告訴了駐重慶的一些美國記者，他們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系列的報道，描述了老蔣如何專政、腐敗、抗戰無能，以及在權謀當中的富有經驗。這些報道讓美國輿論形成了一個對蔣介石非常負面的印象，這個負面的印象對于后來的時代發展有影響。

史迪威被撤回后，赫爾利開始擔任調停國共雙方關系的角色，他對中國和國共關系的模糊認知，在后來令他栽了大跟頭。赫爾利在去中國之前，先去蘇聯見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據說莫洛托夫對赫爾利說：“中國有些人自稱為共產主義者，但他們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這只是對他們經濟狀況不滿的表達方式，當他們的經濟狀況得到改善時，他們就會忘記這種政治傾向。”

赫爾利調停的時候，就受到了這些因素的影響。他本身不了解中國，不懂漢語，不了解中國歷史和現狀，既不懂國民黨，也不懂共產黨，更不了解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聯系。在赫爾利的知識范圍里，當他看到中國共產黨里的共產黨（communism）一詞時，能聯想到的是共產黨人通過一個陰謀組織控制全世界，而中國共產黨是其中的組成部分。

然后赫爾利還產生了極端理想主義，他公開說過，中國的共產黨跟國民黨的區別，就跟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的區別差不多。中國共產黨和俄克拉荷馬州共和黨人的唯一區別就是，俄克拉荷馬的共和黨人沒有自己的軍隊，僅此而已。

其實這是常識性偏差，而這種常識性偏差會產生致命的后果，就是赫爾利非常輕浮地認為，他可以用美國國內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美國總統選舉過程，或者產生總統候選人過程當中的，一些所謂政治協商，去解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談判問題，形成所謂的方案。這就有了后面的“五五三”。

首先1944年10月份，赫爾利拿出一份報告給蔣介石，是一份調停國共之間關系的方案，里面包含五個要點，稱之為第一個“五”。這五個要點里面的核心點是，除了像團結、打敗日本這類話以外，其實是一個交易，而這個交易完全建立在赫爾利把國共兩黨視作為民主、共和兩黨的基礎上。

首先他講道：“通過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承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及所有中國的統帥。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擁護孫中山之主義。”赫爾利知道三民主義和孫中山，但后面美國人的想法就出來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雙方采取各種政策，以促進政府民主程序的進步和發展。”這里的民有、民治和民享是特殊用語，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說里面對于美國政府的概括。這是傳教士情節，赫爾利要在中國復制一個美式的山巔之城，忽視了中美之間的差異，沒有任何可行性。

對于軍隊問題，赫爾利寫道：“中國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及一支軍隊，中共軍隊與政府軍隊官兵，將一起執行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隊在軍火和給養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似乎他認為中國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就差這個待遇不同。只要雙方一視同仁，這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不出意料的，國民黨方面給出了反建議，反建議里面的核心兩條修改，首先是把第二點原來的“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均承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即所有中國軍隊的統帥”，改為“中共軍隊服從并執行，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蔣介石當時宣傳軍令和政令的統一，中國共產黨就必須接受蔣介石的領導。

然后第四條修改成，“中共軍隊及中央政府改組后，一切官兵在薪資薪金和津貼方面，均與政府軍同級官兵同等待遇，各部隊在軍火和給養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強調中共軍隊必須首先經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改組，就是通過和談吃掉共產黨的軍隊。

于是這就有了后來的討論，赫爾利一直勸毛澤東，現在不管怎樣，就好比這有扇門，你先把一只腳擠進去再說。他對蔣介石也說過這話，老蔣的話很清楚，休想，你讓共產黨擠一只腳進來， 一會身體全進來了。一進來我又打不過他，我就被弄出去。所以只能接受我的方案。

毛澤東說，沒錯，老蔣的方案是讓我擠了只腳進去，但是我手被捆住了。我捆住自己的手。就算整個人擠進去了，不等著被宰？想都不用想。所以赫爾利帶了這份方案飛到延安，共產黨人肯定不接受的，就開始談新的。到了11月9日，中共方面提出了五點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