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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逸語道破》，我們今天繼續加更，接著講特朗普。

從1月6日美國國會遭遇暴力沖擊以來，后續進展在持續發酵。中間最引人注目的無過于社交媒體對于特朗普的管控在力度、廣度和強度上都是空前的。特朗普的個人賬號在推特跟臉書上遭遇了封禁。他的親屬，包括他的小孩，注冊的賬號也被封了，更不要說他的團隊。還有一些其他賬號也受到了限制。他以美國總統的賬號去發布內容之后，相關內容很快被刪除了。

一個事實上仍然是美國在任總統的人遭遇了大型社交媒體公司全面的封鎖，意味著什么？

而另一件事情加劇了這方面的變化，就是Parler，特朗普的支持者研發的一個小眾應用遭遇了一個生態級的封殺：蘋果跟谷歌要求它對內容進行整改，否則整個APP下架；亞馬遜表示它如果不對內容進行整改的話，它可能不再提供云托管服務。

因此，有人說如果特朗普要繼續傳播自己的主張，他可能要有一個獨立的手機操作系統、一臺運行該操作系統的手機、一個手機的生態系統、以及一個云的基礎設施。這種封堵的力度引發了各方的廣泛關注，也引起了激烈的討論。討論的核心焦點就是這種舉動是不是損害了美國的言論自由？

目前為止，不同的觀點大概分為幾塊。一派觀點認為，在美國國內的法律體系當中，這種行為其實不構成對言論自由的傷害。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經常被簡單地理解為保障個人的言論自由。但事實上，根據較為規范化的正統解釋，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是這樣的：

第一，它不讓政府對言論自由進行管控跟干涉。如果美國政府直接出面關掉一家企業所運營的媒介，或者在一個平臺上對這個賬號進行管控，這是對言論自由的損害，是不允許的。

第二，個人在公共場合所進行的言論表達是不受限制的。注意，是公共場合，不是公開場合。這涉及到場所的所有權。所謂的“公共場合”是類似于像廣場那樣沒有明確屬地所有的場合。

第三，從傳播學的角度上來說，美國的言論自由保障的是一種商業媒體的自由。每個人有自由使用媒體的權力，但這種權力是一種法律程序上的權力，就是說你有這樣一種自由可以用，但我沒有義務去為你創造條件，保障你一定能用得上。有錢人可以自己辦一個媒體，然后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使用。即使一個人沒錢，他使用媒體的權力在法律上是得到保障的，但如果他沒有辦法去接觸媒體，法律并不保障一定有媒體給他用。

這個跟我們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當美國和其他歐美國家通過教科書、報紙、雜志等各種方式將媒體、言論自由這些概念向外進行推廣時，有意無意地會形成一種絕對化的媒體、言論自由的概念，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受任何形式的約束。

在冷戰時期，因為意識形態，中國這樣的國家在認識和接受歐美國家關于言論自由的概念理論時，多多少少在這方面有一些放大。在冷戰結束以后的實踐中，基于新自由主義的認識理念和實踐，以及當時實際的力量對比，歐美國家曾經一度認為，互聯網這種東西的發展對歐美國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沒有任何的問題。所以他們認為，其他國家在接受互聯網的時候也應該像他們一樣不作任何限制和管控。任何對互聯網內容的管控，在他們看來都構成了對所謂言論自由的損害。所以，實際上大家所討論的受到損害的言論自由，指的是西方國家人為建構起來的、絕對意義上的言論自由。

除了支持對特朗普言論的管控，也有反對的聲音。這里面有兩派，一派就是我剛才說的價值派，他們覺得言論自由是絕對的，所以認為媒體的管控損害了它。這種觀點的持有者也經常會傾向于認為像推特跟臉書這樣的平臺，當上面承載的用戶達到一定數量之后，就變成了一個公共性的平臺，不再適合以一種絕對私有化的方式進行管理，它們不應該有這么大的權限。

另外一派可以稱為政治派，他們看中的是這件事情的政治性影響。這里就必須提一個人了，就是默克爾。默克爾對于社交平臺刪掉特朗普賬號的事情也進行了表達，但這里有一個很細微的差異。默克爾關注的是在執行過程中具體的權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里。她說，在平臺上進行內容的管控應該依據法律進行，而這個法律不能掌握在平臺的運維者和管理者手里。所以，默克爾反對的不是一般意義上對社交媒體平臺內容進行的管控，她認為這種管控的權力應該掌握在政府手中。

即使是推特和臉書去執行，比如把賬號封掉，或者把內容刪除，作出決定的不能是這些公司和平臺的運營者，而必須得到來自政府的明確指令，不是授權，是指令。這個指令可以是判決，或是一種行政命令的形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這次對于特朗普推特和臉書內容進行管控所引發爭議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種恐慌心理。私有平臺的運營者攫取了過高的政治權力。國會的暴亂發生以后，美國政府沒有出臺一個有約束力的文件對特朗普進行政治性的譴責，法院也沒有作出一個判決。運營這些公司的領導人其實是根據自身的政治立場和判斷，然后以自己對法律的理解為依據執行。

這件事會引發恐慌是因為憑借著龐大的技術力量以及資源和能力上的優勢，這些企業自己成為了法官、警察、檢察官，自己起訴、自己判定、自己執行。大家擔心，私營的高科技企業攫取了一部分政治權利以后將會產生非常嚴重的政治后果。如果這件事成為了一個先例，那么類似于推特跟臉書這樣的企業，在美國國內可能真的就會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權力源頭，這當然是有問題的。

當地時間1月11日，默克爾發言人斯特芬·賽貝特稱，默克爾認為特朗普的社交媒體賬戶被永久停用是有問題的（觀察者網視頻截圖）

法國表露出來的是什么呢？當臉書跟推特開始這么做的時候，其實管控的是特朗普或者不是特朗普，對他們而言沒有什么太大的實體性利益。但他們擔心，當美國和這些國家發生糾紛，以及這些企業和別國政府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它們會不會把事件轉化成一種可以在國際政治當中發揮作用的權力來源，進而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安全。

事實上中國已經遇到了類似問題。在香港發生暴亂的時候，推特跟臉書對它的信息進行了非常精準的篩選。它們認定在香港發生的事件就是一次民主的示威游行，于是就允許跟這個判定相關的內容在社交平臺上發布和流動，而不允許相反的信息發布和流動。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這兩個平臺的運營者基于自身價值觀作出的選擇，可能是一種有偏向性的運用。但是在更多場合下，你會發現這和某些討論組的管理員相關，而這些管理員可能本身就是香港暴動的參與者，或者跟香港暴動的組織者和主力的活躍人物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另外，這種情況也可能是當香港的暴動者得到了美國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之后，美國政府的某些部門或者成員和這些平臺的運營者直接進行了某種溝通和商量后的產物。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政治運作的結果，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并且將自己的資源轉化成了政治籌碼。這對現實政治運作的流程形成了重大的挑戰、沖擊、和干擾。

有人明確地指出，這可能是一個全新時代的來臨。我們可能要從一個新的政治過程當中去認識和理解這件事情。我認為這里面有幾點比較重要。第一、你必須明確你在哪個尺度、哪個具體的事件場景中討論這個問題。角度不同，觀察事件所形成的圖景是不同的，認識也會不一樣。如果是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去認識和理解這件事情的話，基本上可以把它定義為一個合法但不合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