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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邵善波】

“軟對抗”這說法，首先是由中聯(lián)辦前主任駱惠寧提出。2021年4月，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活動上，時任中聯(lián)辦主任駱惠寧提出：“凡破壞國家安全的，屬‘硬對抗’，就依法打擊；屬‘軟對抗’，就依法規(guī)管。”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則在今年4月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提醒大家，要“警惕‘軟對抗’暗中作亂，警惕海外亂港活動倒灌香港”。

但兩個說法，均沒有講清楚什么是“軟對抗”。

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馮可強日前在《明報》歸納了香港數(shù)名官員的有關(guān)說法（《如何解讀“軟對抗”》，2023年8月9日），認為“軟對抗”的含義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1）“是潛伏的力量、涌動的暗流，目的在挑撥矛盾，甚至煽動港人對中央及特區(qū)政府的仇恨”；

（2）“透過不同網(wǎng)絡、媒體、文化藝術(shù)等渠道發(fā)生和散播”；

（3）“經(jīng)常在犯法紅線下做，所以要依法規(guī)管、開展‘網(wǎng)上巡邏’，以及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等等”。

這些就是“軟對抗”嗎？馮也承認這些說法“相當籠統(tǒng)”，“含義……的用語都比較含糊，可涵蓋很大范圍，可延伸至無遠弗屆的領(lǐng)域，并令人覺得可用來針對眾多人士”。所以他的文章針對的不是“軟對抗”是什么，而是像很多人一樣，擔心有人無限延伸“軟對抗”的內(nèi)容、將“軟對抗”等同為煽動行為、借用“軟對抗”的名義任意擴大打擊面、以“軟對抗”比拼誰最愛國，破壞社會的安定團結(jié)局面。但什么是“軟對抗”呢？文章并沒有交代。

駱惠寧提出，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就是“硬對抗”。這比較簡單，因為《香港國安法》大概已經(jīng)將這些行為列出，盡管尚未完整，要待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作補充。違反國安法的，當局當然會依法打擊。但對于屬“軟對抗”的行動，就依法規(guī)管。那又是依什么“法”呢？怎樣“規(guī)管”呢？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軟對抗”。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wǎng)

明或暗并非“軟硬對抗”分界線

首先，“暗中作亂”的“暗”，并不是“軟”、“硬”的問題。如“作亂”是違法，就是硬對抗，就得以法律制裁。明、暗并不是軟硬的分界線；傳播形式、渠道，也不是界定軟、硬的標準。

如“透過不同網(wǎng)絡、媒體、文化藝術(shù)等渠道發(fā)生和散播”，若其內(nèi)容是“煽動港人對中央及特區(qū)政府的仇恨”的言行，就是違法的，就得以法律處理。倘遇到一些網(wǎng)上活動，欠缺法律規(guī)管，那就是立法的問題。這些行為也不會因為傳播的方式，而被定性為“軟對抗”或“硬對抗”。

網(wǎng)上的煽動仇恨言論，本身就是違法行為、對抗行為，沒有什么“軟”、“硬”的分別。法律上出現(xiàn)漏洞，也不是區(qū)別“軟對抗”與“硬對抗”的標準。例如在網(wǎng)上發(fā)放“港獨”歌曲作為香港的“國歌”，反對力量在境外發(fā)起活動，阻止及騷擾香港紀律部隊在加拿大出席國際活動，都是正面的對抗、搗亂的行為，不屬“軟對抗”。

探討何謂軟對抗

那什么才是“軟對抗”呢？試用數(shù)個例子來探討這問題。

如果有個“黃”的圖書館管理員，他支持“港獨”、反對國安法。學校要將涉及“港獨”、違反國家安全的讀物下架，他就以魯迅的作品是“鼓勵學生上街”、推翻現(xiàn)有秩序為由，下架魯迅的書籍。將反“港獨”、違反國安的要求，無限擴大，這就是“軟對抗”。

如果有一個同情甚至內(nèi)心支持那些參加2019年“黑暴”運動的年輕人的檢控官，被上司要求主持起訴這青年人，他就有意采取一些錯誤或不適當?shù)闹缚兀钜鈱е聰≡V，這也是一種“軟對抗”。若一個有相同情況的法官要實行“軟對抗”，就更容易了。

“軟對抗”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黑暴”事件之前，在立法會上演的那些宣誓鬧劇。法律上要求議員就職前，必須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及遵守基本法。但這些人并不認同這兩個要求，惟為了上崗，拿下議員的權(quán)力及好處，這些反對派當選人在莊嚴的立法會會議大堂上，采取各種形式，包括帶上道具、服飾及標語，宣讀誓辭時做各種蓄意及不必要的停頓，著意表達其藐視、污蔑整個嚴肅的宣誓程序。而坐在臺上的主席，及在旁邊負責監(jiān)誓的秘書長，卻視若無睹，完全不當一回事。這就是“軟對抗”。

2016年，梁頌恒、游蕙禎在宣誓時刻意加入辱國和“港獨”字眼（圖自港媒）

軟對抗違反的必不是國安法

“軟對抗”實際上是一種抵抗、抗拒的行為，表面上不一定違法，但可以是違法，例如2014年“占中”行動。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即反對派鼓吹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行動，也是一種“軟對抗”。它是非暴力，但行為是明確（搗亂、擾亂交通秩序）違法的。

所以“軟對抗”也不一定是非違法的行為，惟它違反的一定不是國安法。戴耀廷推動的“35＋初選運動”，就有明確顛覆政府的目標。雖然手段是“和理非”，但絕不屬于“軟對抗”。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將“軟對抗”與“軟實力”這兩個完全不相關(guān)的概念拉在一起，認為“‘軟對抗’和‘軟實力’只是一線之差，倘政府和個別政界人士，將尖銳批評或不主動配合的行為都視為‘軟對抗’、對國安有害而加以打擊，會扼殺香港最大優(yōu)點”。這其實與馮可強的出發(fā)點相似，擔心一些人以“軟對抗”為借口，打擊提出不同意見的人。

但這些指控，都清一色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事例或事實，以支持他們這個顧慮、擔心，特別是涉及這類行為的官員的言行。社會上是否出現(xiàn)言論自由空間收縮、有沒有寒蟬效應，跟提出“軟對抗”的概念并無必然關(guān)系。

維護國安乃長遠持久工作

這探討反映處理“軟對抗”的行為，并不是依法規(guī)管這么簡單。依什么法？怎樣規(guī)管？有關(guān)方面需要采取因時制宜的手段。社會也要有高度警覺、較全面的認識，才能有效處理“軟對抗”的問題。

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官員提醒大家，要對各種“軟對抗”及“硬對抗”的行為提高警惕、增強認識，是正確及有必要的，因為正如夏寶龍主任早前提醒大家，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動力，并未完全消失，也不會消失。維護國家安全會是一個長遠、持久的工作。

（本文首發(fā)于《明報》，作者授權(quán)觀察者網(wǎng)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