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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張成】2015年夏天，我花了很多時間參與對優步中國業務拆分的報道，這是一筆規模達百億美元的大生意，優步的失敗十分引人注目。當優步2016年最終承認其中國業務失敗時，即便是著名制片人珊達·瑞姆斯（Shonda Rhimes）也無力為這家美國公司進行任何粉飾了。

優步基本在全球每個市場上都碾壓了對手，但在中國，它卻在本土競爭對手滴滴出行面前碰壁。在所擁有的資源方面，滴滴出行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夠與優步相匹敵的網約車公司，它的背后是中國最大的兩家互聯網公司，另外國際上多家對沖基金巨頭也參與其中。雖然從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政府有意給美國在華企業制造麻煩，不過滴滴出行所擁有的本土優勢是十分明顯的。

按照叫車次數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網約車市場。2016年1月，滴滴出行宣布該公司2015年已經為14億人次提供了服務，而優步花了8年時間才使訂單量達到10億。盡管優步的聲勢越來越大，估值越來越高，不過它已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網約車公司了，而且它與滴滴出行的差距每天都在拉大。

美國《大西洋月刊》11月13日刊文《中國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地位高過美國》

滴滴出行在激烈商戰中的代表人物是該公司的總裁柳青。柳青是一位女性，她同時也是一位母親。當我為寫這篇報道而翻閱手機里的中國通訊錄時，我突然對任職公司高管的中國女性數量感到震驚，她們扮演的不僅僅是高管中的典型女性角色，例如負責人力資源或市場營銷等，她們中許多人是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甚至是首席技術官。中國的變化遠比硅谷“聘用雪莉”（雪莉·卡拉·桑德伯格是Facebook公司的一位女性首席運營官——觀察者網注）的趨勢顯著，該趨勢仍然僅在十幾家硅谷公司得到體現而已。

硅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在中國有規模龐大的業務，他們對中美兩國高科技公司聘用的中高級管理人員的性別差異很感興趣。這家銀行調查了地處美國、英國和中國的900家客戶聘用女性高管的數量，對于那些從來沒有與中國科技業接觸過的美國人來說，結果很難讓他們相信，但對于那些曾在中國工作過的美國人而言，他們對這份調查結果毫不意外。

當被問到有多少女性在其公司擔任過高管職位時，54%的美國科技企業回答“一名或更多”；類似地，英國有53%的科技企業曾雇傭過“一名或更多”女性高管。而在中國，這個比例接近80%。我甚至都不覺得這個調查結果能夠展現事情的全貌，因為我所接觸的許多中國高科技公司都擁有遠不止一位女性高管，而且這些中國女性所擔任高管職位的種類要比美國更加多元化。

在董事會層面，只有34%的美國公司表示他們有一名或多名女性董事，在英國有39%的公司表示他們有一名以上的女性董事，而61%的中國公司稱自己的董事會中有多于一名的女性董事。

更讓人抓狂的是，當被問及公司是否有意愿提高女性高管比例時，分別有67%和80%的美國和英國公司回答沒有這樣的計劃。然而，卻有63%的中國公司表示有此計劃。

與美國相比，女性已經在中國公司高層擁有更高的話語權了，但是許多中國公司仍然計劃進一步促進性別平等。上述三項調查結果反駁了“蜂王的迷思”：當某個機構中有足夠多的女性被任命為高級管理者時，她們會更傾向于提拔該機構中其他女性。

擔任公司高管意味著很大的權力，在美國更意味著主要集中于白人男性手中的權力。

根據彭博新聞社（Bloomberg）2016年9月的一則報道，這樣的情況在中國風險投資界甚至更加明顯。報道中援引的統計數字表明，在美國的頂級投資公司中，女性投資合伙人的比例只有10%，一共只有50%的企業擁有女性投資合伙人；在中國，女性投資合伙人的比例有17%，令人震驚的是，80%的中國風險投資公司至少有一位女性投資合伙人。

一般來說，只需有一名女性合伙人，該風投公司為女性企業家提供投資的概率就比一名女性合伙人也沒有的風投公司高兩倍，這就對中國創投生態系統中女性的地位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政府稱女性創立了55%的互聯網企業，企業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女性。

是的，這些統計數字來自中國政府。但很顯然，女性在科技公司董事會和高級管理階層中所占據的席位并非來自中國政府的安排。即便中國女性企業家和高管的實際比例可能沒有那么高，女性在中國科技生態系統中幾乎每個環節所享有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也是事實。

彭博新聞社采訪了在媒體面前很低調的陳小紅，她近期又募集了一支規模達5億美元的新基金，這是一支在全世界由女性運營的、規模最大的基金。在美國，由女性運營的最大的基金規模也只有其一半而已。陳小紅一共管理著超過10億美元的資產。

在彭博新聞社的這篇報道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陳小紅對自己所扮演母親角色的一些感受。陳小紅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在西方國家，她的工作習慣如果不是不可接受，也可稱得上是非同尋常了。連續三年，她每天都帶自己的大兒子去辦公室。她說，帶自己的孩子去辦公室讓她和她投資的許多企業家建立了更好的關系。她的兒子會哭鬧，也會打斷會議，但這并沒有阻止她繼續這樣做。帶孩子上班使她有機會與公司的創始人們建立起了更好的私人關系。

我更進一步深入分析了彭博新聞社的這篇報道，中國女性為何與美國女性在職場上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我還是找到了一些解釋。原因之一是中國的科技產業方興未艾，機會頗多。那些擁有非同尋常經歷的女性可能在中國得到她們在更成熟的社會環境中很難得到的機會。

但上述解釋并不完整，要想尋求一個完滿的解釋，還必須考慮文化因素對中國女性地位的影響。我們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當時中國的毛澤東主席說：“婦女能頂半邊天”。她們被寄希望于和男性一樣努力工作，為人民服務。她們在田間地頭勞作，甚至還與男性一起走上戰場。“所有中國人都投入了工作”，這篇報道如此描述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人。

2010年，女性占到中國在讀碩士生的一半。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亞洲最高的，70%的中國女性不是已經工作就是在找工作，而印度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僅有25%。

中國科技行業正在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對于硅谷而言，中國科技和商業動態信息比10年前更加重要了，因為美國公司正面臨來自中國同行的激烈競爭。最終讓優步低頭的不是來福車（Lyft，美國第二大打車應用——觀察者網注），而是一家來自中國的公司。而這家中國公司的掌門人是一位女性、一位母親。對于中國而言，這件事意義重大；對于美國而言，同樣如此。

（青年觀察者張成譯自11月13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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