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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查理周刊》事件發生一周，穆斯林的形象因此蒙上一層血色。但他們真的全是一些蠻不講理、蓄意與言論自由為敵的人嗎？追根溯源，《查理》事件，乃至2005年的《日德蘭郵報》事件，都可以看作1988年拉什迪事件的延續。

1988年小說《撒旦詩篇》在英國出版，對先知穆罕默德肆無忌憚地嘲弄激怒穆斯林上街示威、焚書、懸賞誅殺書商和譯者，事件升級導致伊英兩國斷交。但起初，穆斯林很溫和，曾通過申訴，希望在書中添加一面插頁，聲明書中故事純屬虛構。不料他們的意見不僅沒有得到作者和書商的尊重，更被英國傳媒一致地批為“不寬容”。】

1月7日巴黎發生了《查理周刊》恐怖襲擊慘案，12個生命頃刻間被毀滅。讓我們首先譴責恐怖分子的罪惡行徑，悼念在被殘酷殺害的無辜者，愿他們在天之靈安息。

這幾天，全世界善良的人們對此深感痛惜，為死難者表達懷念，對宗教極端分子進行了強烈譴責，但只需稍作思考，便不難發現事件并非完全出乎意外，甚至可以說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在此之前，周刊便因刊登丹麥《日德蘭郵報》12幅污辱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而多次受到襲擊警告，周刊辦公室甚至遭受過燃燒彈襲擊，為此還配備了專職警察以保衛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歐洲主流意見的反應也不出所料，除了強烈譴責恐怖主義罪惡，捍衛言論自由成為輿論的焦點。這是非常自然的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能對言論自由和事件的前因后果作深入分析和思考，各方都將受益。

多年來歐洲一直經濟乏力，人口不足，從周邊阿拉伯國家接受移民遂成必然。移民所做的多為當地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臟活，為各國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無論從哪方面來看，移民都處于邊緣弱勢地位，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更因失業率上升而受到各國右派的公開歧視和打壓，對主流群體或多或少抱有怨恨在所難免，而族群間矛盾的激化又勢必給恐怖主義提供能量和借口。但，這只是恐怖襲擊的表層原因。深層原因還得到存在論意義上的文明理念沖突上去找——正如駕機撞擊世貿大廈的二十幾個恐怖分子并非因自身處境悲慘而發動恐襲，而大多為在歐洲受過良好教育、經濟處境甚佳者。

媒體似乎沒有責任深究本次事件的理念沖突方面的原因。媒體有媒體的邏輯，緊跟時事才是正道。但正因受制于這種邏輯，大家似乎忘記了周刊事件只是2005-2006年《日德蘭郵報》事件的一個續集，這兩次事件又可以看作1988-1989年拉什迪事件的延續，而所有這三起事件又僅僅是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文明理念沖突這一更大畫面的一個側面。看不到這一更大的畫面——十字軍東征、近代以來歐洲人對穆斯林世界的殖民宰割和帝國主義侵略、巴以沖突、9·11襲擊、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敘利亞戰爭等便構成這一宏大畫面——便不可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具體的事件。

不妨先回顧一下丹麥郵報事件。2005年，丹麥銷量最大的日報《日德蘭郵報》從9月起連續刊登了12幅諷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對各國穆斯林來說，給先知畫像并刊登出來本身已是不敬，諷刺漫畫更是不敬加不敬，是大不敬。這引起了信眾的憤怒，再自然不過。穆斯林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極端分子更發出了恐怖威脅。丹麥政府譴責這種行為，同時強調捍衛言論自由。次年2月初，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歐主要國家和美國報紙也陸續刊登漫畫，以聲援丹麥，捍衛言論自由。與此同時雅加達、印尼開始了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阿富汗示威穆斯林與軍警發生沖突，造成4死19傷。2月15日，約7萬名巴基斯坦群眾舉行游行示威，2人死于騷亂。2月16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宣布歐盟和丹麥站在一起，譴責與漫畫風波有關的暴力行為。意大利部長卡爾代羅利身著繪有《郵報》漫畫的上衣招搖過市，以此挑釁方式聲援丹麥，結果導致隔海相望的前殖民地利比亞發生騷亂，逾千人在意大利領館外抗議，警方開槍鎮壓，造成16死50傷。2月17日，中國香港數千名穆斯林在尖沙咀游行示威，抗議有關媒體刊登羞辱先知漫畫。

《撒旦詩篇》問世之初，英國穆斯林雖感到受了傷害，但并沒有激烈的舉動。

再看一看曾攪起同樣巨大波瀾的“拉什迪事件”。1988年9月，拉什迪小說《撒旦詩篇》在英國一出版，便因對先知穆罕默德肆無忌憚的嘲弄和褻瀆，激起了英國穆斯林的憤慨，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翌年初，布拉福德市的穆斯林以更富戲劇性的方式來表達其立場：走上大街抗議，公開焚燒《撒旦詩篇》以表達憤怒。同年2月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頒布追殺令，懸賞150萬美元，吁全世界穆斯林對拉什迪和出版小說的書商、該小說譯者得而誅之。拉什迪事件驟然升級，伊英兩國斷交，德黑蘭、紐約、倫敦和孟買等地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游行，布魯塞爾兩名自由派穆斯林神職人員被極端分子謀殺。據后來統計，共有22人死于歐洲、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國的騷亂中。印度于89年10月、南非于11月率先通過立法，禁止《撒旦詩篇》出版和發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蘇丹、孟加拉、印度尼西亞等一大批伊斯蘭教國家緊跟其后，紛紛立法禁止該書出版和發行。此外，加州伯克利兩家書店因銷售該書被燒毀；美國和加拿大一些書店在輿論壓力下把已經上架銷售的《撒旦詩篇》下了架。拉什迪本人則退出公共生活，在警方保護下隱居起來。

言論自由固然是個好東西，非常值得珍惜和捍衛，很多國家的人們還不能說已經享有言論自由，仍處在努力爭取的過程中，但只要稍稍運用一下理智，尊重一下常識，便不難看清一個至為簡單的道理：言論不可能沒有責任，言論自由不可能沒有界限。言論自由縱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現代理念，卻不可推展到對被大量信眾視為神圣的信仰可以隨便加以嘲笑、侮辱的程度。言論自由決非意味著神圣等于糞土，糞土等于神圣，一切禁忌、規范、規則都可消解、擯棄、甚至嘲笑。言論自由決非意味著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做派，一種大千世界任我耍弄、任我踐踏的權利。言論自由決非任意冒犯的自由，決非可任意嘲弄卻全然不顧被嘲弄者感受的自由。但問題是，在把啟蒙思維推至極端早已步入歧途的歐洲，絕對自由作為一種天方夜譚，一直以來被視為“進步”的象征，而內斂、自制、尊重他人感受的美德早已被棄之如敝履。對于一個文明的前程來說，這不是什么好兆頭。

紐約街頭的反拉什迪示威者

另一方面，歐洲國家言論自由的傳統雖已蔚為大觀，實際情況與抽象理念之間仍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抽象意義上的自由只在特定條件下才能成立。事實上，西方國家對此次恐襲的反應就并非鐵餅一塊。《紐約時報》起初決定刊登給《查理周刊》引來殺身之禍的多幅漫畫，但經過反復掂量后，決定不刊，理由是“這些漫畫中的許多已經不能稱之為諷刺，而是侮辱”，完全可能傷害穆斯林信眾的感情。《紐約時報》不僅不刊漫畫，而且就在恐襲的第二天即1月8日，便刊登了大衛·布魯克斯《我不是查理》一文。文章稱，如果《查理周刊》在美國任何一所大學內出版，其生存時間都不會超過三十秒。文章還指出，《查理周刊》的做法是幼稚的，不應該成為主流；正確的做法是“向不同信念和宗教的人們表現出尊重，試圖用聆聽來打開對話，而不是用侮辱。”

由于此次周刊事件是丹麥郵報事件的直接延續，也不妨看看當年郵報事件在歐洲人中激起的反應。同樣，當時歐洲輿論也并非鐵餅一塊，雖然主流媒體譴責恐怖威脅，捍衛言論自由，但不少人仍然表達了不同的意見。英國加地夫大學當局因學生報編輯刊出漫畫而將其停職。瑞士神學家漢斯·屈恩認為，阿拉伯世界固然應該反思，但西方人同樣應該反思，漫畫作者更應負起新聞的責任來。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的更是明確反對丹麥報紙的做法，發表了一份聲明稱，“任何可能傷害他人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之事都應避免。行使言論自由，應本著負責任的精神”。希拉克因此一再遭受抨擊，但他的看法是顯然理性的、明智的，如果被歐洲主流意見所充分接受和采納，也許就不會發生周刊慘劇了。

除《紐約時報》、希拉克、布魯克斯等公開表達了言論并非絕對自由，而必得有責任相隨的看法外，西方各國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大量的言論限制。美國在兩次伊拉克戰爭和9·11之后的反恐行動中，有大量針對公眾和媒體的相當嚴格的信息控制舉措。在事關種族、女性、同性戀等重大倫理和社會政治問題上，歐美媒體、學術界乃至公共輿論一般都有明確的言論界限，甚至立法禁止出格的言論，亦即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有約定俗成甚至成文的規定。其實這是常識，一個常常被人們遺忘的常識。當個人或經濟、社會和政治實體受到誹謗時，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當公共秩序遭到破壞時，難道能想說什么就說什么而不對后果負責？在宗教問題上，英國固然比歐陸國家更“保守”一些，或者說，歐陸國家更“開放”、更“大膽”一些，但眾所周知，即便在高度世俗化的今天，基督教信仰的神圣性仍一如既往，基督教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并非任何人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為所欲為地想對它說什么就說什么。在與宗教密不可分的種族關系方面，一些國家有明確的言論限制。在英國，導致種族仇恨和沖突的言論是違法的，甚至還有保護主流宗教基督教免遭侵害的反褻瀆法。

啟蒙運動以降，歐洲人終于開始學習宗教寬容，但晚至20世紀，英國人仍不能接受對耶穌基督的不敬，這與各國穆斯林把以視覺手段表現穆罕默德形象視為不敬如出一轍。1960年代以前，英國有一種不成文的約定：在銀幕上表現耶穌基督的面部是不允許的。因此，《龐培最后的日子》和《本·霍爾》只用遠鏡頭來表現耶穌基督，而需要近鏡頭時，銀幕上出現的只是耶穌的手或腳。在影片《王中之王》里，扮演耶穌基督的演員剃掉了渾身上下的體毛，因為體毛被認為有損耶穌的神圣性。影片《超級明星耶穌基督》把耶穌基督刻畫成一個搖滾樂手，英國人最初抗議，但逐漸容忍了它。他們甚至也慢慢地容忍了影片《上帝的符咒》把耶穌基督演繹為一個天真的小丑。可是，當《逾越節陰謀》里耶穌以江湖騙子的面目出現時，英國人便走上街頭游行示威，以至該片無法繼續公映，永遠銷聲匿跡了。《基督最后的誘惑》同樣能夠說明問題。該片為了展現耶穌基督人性的一面，描述了他與一妓女的密切關系，但總的說來，看不能說嘲笑或褻瀆了耶穌。盡管如此，該影片仍激怒了英國基督教徒。他們強烈要求毀掉所有拷貝使之不能繼續公映，還通過傳媒大肆攻擊該片的發行公司，甚至在該發行公司的母公司總裁家門口上演了一幕模擬耶穌受笞刑的街頭活報劇。這些恫嚇行為嚇得好幾家連鎖放映公司根本不敢上映片子。

穆斯林方面是不是全是一些蠻不講理、蓄意與言論自由為敵的人呢？不妨再看看《撒旦詩篇》在英國問世之初到底發生了什么。該書出版以后，英國穆斯林雖感到受了傷害，但起初并沒有激烈的舉動。他們向作者、出版商、國會議員、檢查總長、首相等申訴，跟他們講理。他們中很多人十分溫和，并沒有要求禁止該書發行，而只希望在書中添加一面插頁，聲明《撒旦詩篇》故事純屬虛構，所涉及到的伊斯蘭歷史并非準確。可是，作者和出版商都沒有認真對待此事，連與穆斯林進行一次對話的意思也沒有，作者本人甚至把他們視為“狂熱分子”，說他們既沒有讀過也不理解他的書，而一心一意想要“壓制對他們所珍視的教條的一種批判性考察（指《撒旦詩篇》）”。英國傳媒的表現與作者和出版商相似。各大報紙既不向公眾介紹激起穆斯林憤怒的有關章節，也不邀請穆斯林代表陳述其立場，更不愿花功夫讀一讀原著，而是全然一致地批評穆斯林，以一種可笑的同仇敵愾指責他們“不寬容”，甚至以很不寬容的話相威脅：“一個寬容的社會是否應寬容那些不寬容的人？”

穆斯林要與英國白人講理，卻得不到機會。這里，誰有言論自由誰沒有言論自由，或者說誰有自由拿言論自由說事以壓制他人的言論自由，再清楚不過。與此同時，穆斯林也舉行了一些頗具規模的和平示威。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一小群穆斯林于1988年12月2日公開焚燒了一部《撒旦詩篇》。可就連這種頗具刺激性的舉動也未能引起全國性的注意。這時一位律師給他們出主意：如果事先通知全國性媒體，那么引起注意的可能性會更大。布拉福德市的穆斯林就這么做了。他們于1989年月1月14日再次走上街頭焚書。此法立竿見影，各大媒體像捅了馬蜂窩似的，紛紛開始報導。但結果卻并非如穆斯林所愿。焚書對英國人的神經來說確是一種強刺激，但其反應很難說是理性的，甚至是失態的。他們不去探討穆斯林為何以及何種程度地受了傷害，而是大聲喝斥他們，罵他們為“野蠻人”、“狂熱分子”，并將其同納粹相提并論。某些作家甚至發表侮辱性言論，要對英國穆斯林加以“開化”，以使英國人的子孫后代免遭“中世紀原教旨主義”侵害。正是這些威脅性言論使事件迅速升級，達到使伊朗追殺令出臺的白熱化程度。

既然絕對言論自由是一種虛構，那么很清楚，周刊事件當事各方——被恐怖分子殺戮的有關人員、被警方擊斃的恐怖分子、法國公眾乃至整個歐洲世界公眾、穆斯林移民乃至全世界穆斯林——其實都是受害者，都是犧牲品，一種虛妄理念的犧牲品。因此，要使未來世界不再發生類似的悲劇，讓我們進行深刻反省和自我教育，首先祛除心中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