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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1980年代初在英國讀書時，注意到英國同學談論猶太人，常常顯得很輕蔑，對猶太人的割禮尤其不能理解和容忍。這很是出乎意料。在此之前，包括筆者在內的大多數國人以為，只有納粹德國歧視猶太人，迫害猶太人，屠殺猶太人，二戰期間甚至發生過六百萬猶太人被有計劃消滅的慘劇，其他民族則無此污點。其實，稍稍關注一下史實，便不難發現歷史上歐洲歧視、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遠不只二戰之前及期間的納粹德國，其他歐洲國家也做過同樣的事。更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歷史上不光歧視、迫害、屠殺過猶太人或穆斯林這樣的“異教徒”，對督教教內的異端分子也進行過大屠殺。

托馬斯·薩利描繪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和鮑西亞，作于一八三五年。莎士比亞將猶太人夏洛克塑造成一個貪婪可笑的形象。

在東歐和中歐，歷史上的猶太人作為一個異教、客居的少數民族，地位十分低下。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蘭等地區對猶太人的歧視和壓制，其實比德語地區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比之下，英法兩國似乎比東歐和中歐民族更仁慈。但這是相對的，而且主要是啟蒙運動以后才有的情形，不然莎士比亞怎么可能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出一個極貪婪、卑鄙和可笑的猶太人形象夏洛克？假如莎士比亞生活在今天，在講求“政治正確”的今天，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此明目張膽地丑化猶太人？只是在啟蒙運動以后，在經濟更發達的英法兩國，社會變得更開明、更進步以后，才開始有了對異質宗教和少數族裔的相對寬容。為什么說是“相對寬容”？不妨看一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發生的“德雷弗斯事件”。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籍上尉軍官德雷福斯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被控犯有叛國罪，被革職并處終身流放，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盡管此后不久便真相大白，德雷弗斯是無辜的，但法國政府拒不認錯，晚至1906年最高法院才最終判其無罪。這一事件對法國社會震動極大，余響難弭，在之后一百多年中不時掀起波瀾。

那么歷史上歐洲人是如何歧視和迫害猶太人的呢？“隔土”（ghetto）現象可能是最好的說明了。在18世紀以前的歐洲，絕大多數猶太人住在隔土里。隔土一般位于城外，而基督徒一般住在城內。不難想象，隔土中破敗不堪，一派臟、亂、差的凄涼景象。如果說歐洲晚至19世紀中葉，即便對倫敦、巴黎之類大城市而言公共衛生設施也聞所未聞，那么隔土衛生狀況不可能更好，只可能更差。猶太人遭受的歧視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他們被禁止與基督徒通婚（盡管很多猶太人自己也不愿通婚）。除此之外，他們還受到其他限制。他們不得擁有土地，很多人因此被迫經商，而經商在中世紀歐洲并非體面的行當。除商人外，還有大量猶太工匠或其他體力勞動者。事實上，大多數猶太人是體力勞動者，而非《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貸者夏洛克那樣的人。他們與商人一樣，白天被允許進城勞作，一到傍晚便被驅趕出城。很明顯，當時猶太人受到了結構性的歧視和壓迫。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弱勢族群”。其弱勢地位甚至反映到外形上。猶太人明顯比“正宗”歐洲人瘦小，直到今天仍如此，甚至移居到美國以后同樣如此。

在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葡萄牙），情況更糟糕。15世紀末以降，這里統治者對猶太人的迫害，比之東歐中歐有過之而無不及。從7世紀中葉起，半島上建立起了伊斯蘭政權后倭馬亞王朝，阿拉伯統治者實行開明的社會文化政策，對非穆斯林相當寬容，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處境都相當不錯。然而從一開始，半島北部的基督教小王國便不斷侵擾南邊的伊斯蘭政權，很有點像歷史上游牧民族侵擾中原地區。從15世紀中葉起，基督徒“再征服運動”明顯提速，把阿拉伯統治者趕出半島后，旋即對猶太人和穆斯林進行大規模迫害和屠殺。據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前秘書長胡?安東尼奧?略倫特神父披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三百五十年（從15世紀下半葉起）中，活活燒死了三萬一千九百一十二人，模擬燒死（按，“模擬燒死”指在公共場合懲罰性地燒毀被刑訊致死者的尸體）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人，判處其他各種懲罰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五十人，共計三十四萬一千零二十一人。”（索颯：《在堂吉訶德的甲胄之后》，《讀書》2005年第5期）。但這只是發生在西班牙的事。其他地方的統治者對付異端一點也不手軟。他們甚至不在乎“異端分子”是已經改宗成為基督徒的猶太人，還是原本即基督徒的“正宗”歐洲人。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從1096年起，歐洲統治者以討伐異教徒為借口，組織并實施了八次十字軍“東征”，武裝入侵、劫掠并占領現巴勒斯坦一帶的穆斯林土地。為什么說“討伐異教徒”只是一個借口？因為此時歐洲貧窮，東方富庶，缺少土地的封建主和騎士們對那里的財富早已垂涎三尺。與此同時，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地商人也想控制地中海東部的商業，而羅馬教皇更是在打把天主教勢力范圍擴大到東方的如意算盤。于是，他們煽動貧窮無地又遭罹饑荒的農奴和流民入侵巴勒斯坦，占領那里的土地，掠奪那里的財富。十字軍浩浩蕩蕩，從西歐一路殺到耶路撒冷，破城之后對阿拉伯人大開殺戒，7萬人被屠殺，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之后，十字軍長期盤踞巴勒斯坦，直到1270年代才被阿拉伯人驅逐出去。問題是，十字軍真的只討伐異教徒？否。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在東侵途中背信棄義掉轉矛頭，對一直幫助他們的東正教兄弟拜占廷進行了打劫，跟土匪完全沒有兩樣。

歐洲統治者還用暴烈手段來對付教內異端。12-13世紀，法國南部阿爾比城流行非主流信仰，從貴族到平民都否認三位一體、煉獄和圣禮等正統天主教學說，把教皇斥為魔鬼，更要打倒羅馬教會，因此被教會判為異端。為此，教皇發動了又一次十字軍運動，討伐所謂“阿爾比派”，對之進行大規模鎮壓和屠殺。阿爾比派既非猶太人也非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只因信仰非“正統”天主教便被消滅。更加殘酷的是，因信仰不同，更因深層次利害沖突，法國天主教徒1587年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圣巴托羅繆慘案，幾個月內屠殺了5000-30000胡格諾派（屬于新教）信徒。同樣令人震驚的是，日內瓦新教政權在火刑柱上公開燒死了啟蒙神學家塞爾維特（人體血液循環發現者）。他為什么被判處火刑？因思想獲罪，即堅信三位一體并非真理，而是謬誤。

如前所述，只是在啟蒙運動以后，歐洲才學會了宗教寬容。相比之下，中國早在魏晉時期便寬厚地吸收了佛教，后來更接納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事實上，外來宗教為歷朝統治者所包容，而儒家道教這些本土宗教也總能與之和平共處、互容互涵。歷史上的中國大體上不存在宗教歧視和迫害，更沒有發生過宗教意義上的屠殺。對此，我們應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