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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隨著美國選戰日漸進入高潮，美國總統候選人們正在將目光聚焦到中國以及中美關系上。早在今年2月，特朗普就曾表示：如果自己贏得大選，不會和中國發起貿易戰，但會繼續征收高額關稅，針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至少要收60%的關稅。不久前他又聲稱，除此之外，還將對部分中國電動汽車征收在內的商品高達200%的關稅。

而美國總統拜登在本屆任期內將中美高科技脫鉤向前推了一大步；作為拜登退選后的接棒人哈里斯，此前尚未表達出將在主動削減關稅等方面的意向。

面對未來潛在的關稅挑戰、美國對中國產能過剩的無端指控以及美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觀察者網與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雷米·埃雷拉教授進行了一次深入探討。

【文/觀察者網 唐曉甫】

觀察者網：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后，美國就以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的理由對華持續開展貿易戰。但這些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并沒有顯著下降，甚至在2018年和2022年分別創造了4194億美元和3829億美元的歷史前二的貿易逆差記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中美之間是否存在美國所說的“不平等貿易”？

埃雷拉：幾十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幾乎一直持續擴大。這對美國整體經濟不利，也成為了華盛頓對北京發動貿易戰的借口。根據美方的說法，美國在中美服貿記錄中的赤字，就可以證明特朗普宣稱中國每年從美國“榨取數千億美元”資金然后注入中國經濟發展的說法的正確性。

不可否認的是，確實有財富從逆差國轉移到了順差國的現象。但事實是否真的那么簡單？這種邏輯基礎堅實嗎？所謂的“財富”究竟是什么？

在這里，我不僅質疑中國從與美國的貿易關系中獲益的觀點，更質疑這些交換的“公平性”。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非主流經濟理論家長期以來一直在提出的問題。

通過多種方法測量的不平等交換揭示一個事實：對于給定量的服貿交換，一個經濟體中工人的總工時可能會高于其伙伴國的工人所能提供的總工時，這將導致價值從前者轉移到后者。只有考慮到對應于生產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國際價值的轉移鏈，才能反映兩國貿易之間真正的財富再分配效應。

正在進行高爐出鐵作業的鞍鋼工人新華社

有幸在我與中國教授同事們進行的一項科學研究中，我們非常嚴謹地計算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這些計算運用了幾種不同的方法，但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結果：在過去四十年里，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不平等交換的現象；這種不平等交換犧牲了中國，有利于美國。

因為研究顯示，兩國交換產品中包含的勞動內容是不同的：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服貿產品包含的總工時，相比于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服貿產品中包含的總工時多得多。

我們計算出，在新冠大流行發生前，中國工人平均每6.5個工時的勞動可以交換美國工人一個工時的勞動。而在過去四十年中，這個數字為121個工時。總的來說，在這四十年的時間里，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不平等交換水平明顯下降，盡管后者并未完全消失。

這種不平等交換反映了價值從中國轉移到美國，而且覆蓋了中美經濟活動中的多數領域，包括紡織、服裝、皮革制品行業、家具和其他用品、電氣設備和機械、航空運輸、木制品、橡膠和/或塑料制品、化學品，甚至會計和管理咨詢活動。

所以我們認為，對中國不利的不平等交換仍然存在，但美國在交換中的優勢也在減少。或者更確切地說，正是由于美國的優勢正在減少，特朗普的美國政府才發動了這場貿易戰。

事實上，貿易戰無非就是一場由國家發動的商業危機。這場中美貿易戰顯然是由特朗普總統領導的政府，為了阻止美國相較其新興競爭對手中國的貿易優勢被逐漸削弱的嘗試。但是這個解決方案反而可能導致相比于貿易優勢被削弱更嚴重的后果，比如美國貿易逆差在穩定后進一步增加的情況。

觀察者網：您如何看待西方指控中國出現產能過剩問題？這種指控背后反映了中西方模式之間的什么區別？

埃雷拉：的確，近幾十年來，中國在一些經濟領域中可能出現了所謂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意味著這不是共產主義事業的理想形態，肯定存在一些不平衡和很多不足，依舊面臨巨大挑戰。

我認為現在不應該詢問中國的“反模式”（counter-model）（即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能否在其他地方被復制，而是盡可能謙遜地、客觀地試圖理解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原本內核。現在在西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所走的道路進行詆毀、美化或者簡化是非常常見的，但這并不正確。

事實上，由于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將私人資本所有者和持有者阻隔在最具有戰略意義的生產領域之外，同時由于這些資本的所有者和持有者并沒有實現對黨和國家機構的征服和規訓，我認為中國現有體制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一種市場社會主義，或者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中，中央的計劃依舊擁有決定性影響力。

中國在社會主義概念中加入初級階段的概念表明，他們也認識到現在的社會主義遠非完美，在長期社會主義轉型的運作中，有很多矛盾需要解決。

“昆侖號”完成首條高鐵架梁任務。新華社記者宋為偉 攝

在此，我列舉幾個大型公有制公司在中國經濟中重要作用：他們可以在初次分配中為員工提供更多收入；國家可以更自由地采用最適合的管理模式；最后，公權力可以更輕松地參與集體項目服務。

此外，國家通過直接參與機構管理，可以直接參與國資利潤分配，以此來支持其所需要的公共實體。同時國有企業也可以享受很多優勢，包括國有銀行的授信額度和利率優勢。而這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