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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們把關注的目光都投向了美中貿易戰，不過我認為更加值得關注的是美中兩國在思維方式領域展開的競爭。

美國人的思維方式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并無太多相似之處，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從最根本的層面上來講，美國是一個極為重視個體、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的國家。美國的社會運轉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例如“一人一票”的民主體制賦予人們選舉國家領導的權利），對于美國人來說，發動革命是好事情，沖突（相對于和諧）被賦予了更高價值。

與中國社會里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同，大多數美國人強烈希望政府不要對自己的個人選擇施加影響或干預。美國人認為，兒童人格向好或壞的方向發展純粹是孩子自己或其家人的事情，與政府無關（所以很多美國單親家庭或貧窮家庭都不太重視孩子的人格養成）。

與中國自上而下的、目光長遠的社會發展規劃不同，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里，國家的運轉是自下而上的，這種運轉更多地受到短期商業利益考慮以及社會大眾好惡的影響。

我并不是在說哪一種模式比另一種模式更好。每一種文化和模式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在這里我暫且不在這方面進行詳細的分析。貿易戰會開始，貿易戰也會結束，這些并非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順利地運行了數千年，所以人們不應要求中國對其進行重大修改；

第二，美國的文化和制度也已經順利地運行了很久，所以人們不應要求美國對其進行重大修改；

第三，中國的制度和美國的制度（以及其他國家的其他制度）之間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各種制度之間競爭、合作得如何將對全世界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每一種制度實際運轉得如何將對施行該制度的國家未來的國際地位產生重要影響，其影響要比那些國家之間簽署的協議條款大得多，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應該仔細檢討自身制度的缺點并針對那些缺點進行改革；

第五，對于在背后為如此巨大成就起到基礎作用的中國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我們應該表達極大的敬意；

第六，美中兩國之間應該互相學習，在合作與競爭的過程中實現共同發展，而不是阻礙對方的發展；

第七，我們應該繼續在中國投資，與中國一起前行。

下面是一些讀者在本文后的留言，觀察者網選取部分翻譯如下，僅供參考：

Godfree Roberts：人們很容易認為中國的政府與我們的大同小異，可實際上并非如此。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專家，有的花25年時間逐一治理一個小鎮、一座城市、一個省，有的管理過銀行，有的領導過航天項目。中國的國家主席曾學習化學，他們的總理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中國，官員職位越高，他們就必須變得越誠實而透明。他們只對中國人民負責，不會受到游說集團的困擾。這就是蓋勒普調查結果顯示中國領導人的政策支持率高達95%的原因。

Kevin S Nolan, CSM,CSPO,ITIL：雷·達里奧，我特別贊同你關于中國何以能實現如此發展的觀點。1988年我曾去中國做進修生，因為這段經歷我最終選擇了攻讀中國歷史專業。我知道，如果當時半途而廢，我就不會具備今天這樣的對中國的理解程度。當時中國老百姓都騎著自行車，而領導們坐的汽車是豐田牌的。你在文中提到的陰暗的旅館，我也是住過的。當時如果你能在北京住上長城飯店，那么說明你的運氣還算不錯。上海完全變了樣，如今上海的城市天際線在80年代是不存在的，不過外灘附近的倉庫如今還保留著。你在文中給出的歷史數據圖表不僅準確，而且生動地展示了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面是如何實現如此大幅的增長的。20世紀大轉折之前他們直線下墜，而在2000年左右開始陡然上升。我想補充一點，我尤其喜歡這句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經過大規模且有效的改革所得出的結果，它使中國社會變得更有活力、更有創造力而且使中國的經濟變得更加自由”。

Sushant Misra, MHA：中國的發展變化令人印象深刻，中國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與開啟貿易、創新活動之間取得了良好的平衡。中國的這種模式與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提出的“反脆弱”（antifragile）概念異曲同工。我想中國的模式在印度這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社會是無法復制的。

erold Martin：在過去30年里我也曾多次去過中國，對于中國的發展變化，我也是親眼所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人是羨慕我們的自由的，可他們并不羨慕我們互相掣肘、妨礙國家發展的兩黨政治，他們認為自己的一黨制正處于發展過程中而且有利于那些最聰明的人把事情辦成。中國人的目標是建設和保持一種“和諧的社會”，而不是個人主義的特權。中國人的觀念與我們“無所顧忌的個人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文化觀念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觀念，不過正如雷·達里奧在文中所說，中國的模式的確是行得通的。在我個人看來，如果中國能破解經濟和房地產泡沫難題的話，他們很快就會超過我們。

Martin Alexander Schaletzky：非常謝謝您的這些觀點！我們總是從外部看中國，我們總是根據自己有限的經驗或所獲得的非常有限的信息來對中國做出判斷。中國有10多億人口，而且我們已經見證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和文化成就。如果西方希望在未來幾十年里繼續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話，我們就必須找到與中國人共存的辦法。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1月3日雷·達里奧先生“領英”個人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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