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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歷史是西方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那么這個歷史進程當然會遭遇到各種反抗，并改變世界帝國的建構和演化。比如，正是由于共產主義運動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反抗，導致美國放棄殖民地的“有形帝國”方案而全面轉向建構“無形帝國”，更多依靠科技優勢、金融壟斷、文化意識形態來控制世界。

由此，世界帝國就變成美國通過科技、經濟、金融和文化觀念的“全球化”建構起的一個越來越堅固的底層，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資本主義。而在資本主義底層之上，則建立起法律形式上獨立平等的主權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社會。

這種世界帝國構造必然形成底層的資本主義與上層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即每一個民族國家都試圖借助自己的力量來控制它。由此世界帝國的歷史就成為不同國家爭奪對資本主義底層的控制過程。

這種爭奪往往會發展為世界大戰，其結果是最強大的國家才能獲得控制權，而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形象來重新塑造這個世界帝國的資本主義底層，從而推動世界帝國形態的演進。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來源：usanasfoundation.com）

世界帝國之所以從大英帝國向美利堅帝國轉移，一個重要原因是大英帝國缺乏足夠的政治力量來掌控這個底層的“自由貿易帝國”。

美國的世界帝國建設不僅在于大幅度強化對底層資本主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推動對主權國家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造，并由此組織其聯盟體系，來解決底層資本主義與上層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解決民族國家爭奪對底層資本主義控制權的斗爭，解決資本主義全球化底層的“美國性”與上層民族國家的文明多樣性之間的“文明沖突”。

只要這個國家建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底座上，只要這個國家是自由開放的民主化國家，那么來自底層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力量，包括經濟的、金融的、文化傳媒甚至軍事暴力，就會控制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乃至文化。

這才是民主化締造“永久和平”的秘密，即弱小的民主化國家必然淪為世界帝國的準殖民地，而強大的民主化國家也最多扮演起世界帝國行省的角色，因為民主化的政府不過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底層勢力的資產管理委員會。

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帝國對內始終要提防帝國行省的崛起和反叛，對外要鎮壓不受“全球化”底層資本主義控制的國家和政權，特別是有可能對這一秩序構成破壞的國家和政權。

從這個角度看，冷戰起源于一種“反世界帝國”乃至“逆全球化”的政治運動。社會主義國家不但在經濟、金融和文化上完全脫離西方幾百年來“全球化”所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的底層架構，并由此建構了屬于自己的經濟、金融和文化的基礎，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徹底斬斷了全球經濟資本力量對本國政治的控制，從而獲得了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并以此來建構一種新的世界體系。

在這個意義上，冷戰乃是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中心推動的兩種“全球化”乃至兩種世界體系之間的競爭。因此，后冷戰以來的歷史，既是美國通過“全球化”來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也是一部反世界帝國建構、推動全球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歷史。

因此，“全球化”與“逆全球化”趨勢是“世界帝國”的單極化建構與“反世界帝國”的多極化建構之間的斗爭，以致任何具有“全球性”的重大事件，都會圍繞美國推動的世界帝國的“全球化”形成截然分裂的兩種立場。

冷戰的“鐵幕”緩緩拉開（來源：showme.com）

只有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一八四〇年以來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歷史遭遇，才能理解所謂古今中西沖突的深層根源，即中國面對世界帝國擴張的兩難：既要在經濟底層上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又希望在政治上層中保持國家主權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避免淪為附庸國或帝國行省的地位。前者是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必然，而后者則是幾千年文明培育出來的政治自覺。

近代中國融入全球底層資本主義的進程恰恰是中國逐步淪為世界帝國附庸國的半殖民地化過程。由于“巴黎和會”引發的五四運動乃是中國人面對世界帝國體系的一次政治覺醒，如何擺脫全球化底層資本主義帶來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帝國統治，努力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真正獨立平等、團結互助的世界新秩序，成為“五四”以來中國人的世界政治意識。

這種對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意識反過來推動了國家建設，推動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因此，要真正讀懂黨史、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史這“四史”，還必須讀懂作為其底層架座的全球史——尤其是世界帝國史——這“第五史”。　　

04

今天，當中國人面對西方世界幾百年來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面臨的問題與百年前依然相似，那就是，中國究竟是要將自己改造成為世界帝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世界帝國的行省或“遠東之錨”，還是保持自身的政治自主性、文明自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發展道路自主性，繼續推動世界向多極化發展，并在聯合國這個全球民主體制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國是全盤接受西方文明控制下的“普世文明”，還是推動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從而推動“文明復興”，并在文明復興的背景下與其他文明展開“文明對話”，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想要回答這些問題，意味著我們必須思考并積極建構全球政治秩序和人類文明秩序。

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來源：北京周報）

因此，對當前中美關系的理解不能簡單地按照國際政治理論的標準范式，將其理解為老牌強國與新興強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競爭。

中美競爭的實質是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與美國所建構的世界帝國圍繞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未來發展走向展開的競爭。是選擇以美國為主導的、加劇全球矛盾與沖突的世界帝國體系，還是走向中國基于“天下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全球共同發展、共享繁榮，是未來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面臨的關鍵。

面對今天全球大變局，我們思考的理論工具不能再局限于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圍繞主權國家建構的理論，以及由此而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有必要恢復“帝國”和“文明”的理論視野，重新考察人類歷史上文明帝國的演變、世界帝國起源及其奠定的秩序，重新考察世界帝國的形成如何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在“全球性”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和歷史意義。這無疑是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應有之義。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書影（來源：微信公眾號“香港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