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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地屬港英政府，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依賴土地拍賣，由此導致香港地價飛漲，普通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隨著香港工業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遠遠趕不上實際需求，據統計當時大約有近百萬人居無定所，香港變成“流民社會”。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態，不可能認同香港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誠于港英政府。“有恒產者才有恒心”，麥理浩深得其中奧妙，認為住房不足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發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的、最為持久的根源之一。為此，他提出了“十年房屋計劃”，計劃到1982年用十年的時間為近一百八十萬人提供住所，使港人不再覺得他們是流浪到香港的中國人，而是長久在香港生活下去的香港人。同時，麥理浩利用“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將普通市民組織到形形色色的地區咨詢組織中，通過參與地區事務培養他們的歸屬感。

因為歷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賴販賣鴉片起家，貪污腐敗成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賴警察管治，警察為非作歹、貪污腐敗到了半公開化的程度。為了增加香港市民對港英政府的認同，港英政府在鎮壓左派的抗議運動的同時，提出建設“好政府”的口號，以強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當性基礎。為此，打擊香港政府和社會的貪污腐敗成為政府的首要目的。麥理浩在倫敦的支持下，于1974年成立眾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肅貪倡廉，成效卓著。這迅速改變了港英政府的形象，獲得了香港市民對港英政府的認同。由于廉政公署只對港督個人負責，大大強化了港督對整個官僚體系和社會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與此同時，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納政治”模式時，還推行政府體制改革，重建公務員體制，大大增加港英政府的效率。

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獨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構，廉政專員則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廉署位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權獨立處理一切反貪污的工作。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個貪腐盛行的社會。由港督麥里浩創辦廉署成立后短短數年，香港便躋身全球最清廉地區之列，在“透明國際”180個國家和地區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亞洲則僅次于新加坡（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香港的前途命運已提上了大英帝國的議事日程。麥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鄧小平所說的“讓香港人放心”這個好消息，但沒有公布1997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麥理浩意識到大英帝國從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啟動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實施的撤退步驟，把代議制引入香港，讓香港人自己統治自己。如果說從“楊慕琦計劃”開始，港英政府擔心推行代議制會讓香港左派勢力乘虛而入，那么，經過麥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產階級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識也已出現。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區議會”，選舉產生區議員，香港的代議政制正式拉開了序幕。同時，緊急修訂了“國籍法”，防止港人將來涌入英國，大英帝國已做好了撤離的全部準備。

“我們的海軍威名已隕，/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看那，往日的盛況，/全跟尼尼微和蒂爾一樣湮沒無聞。”（《退場》）“帝國詩人”吉卜林這首詩道盡了對大英帝國解體的傷感，而這傷感難以掩飾對帝國昔日輝煌的自豪。

如果說歷史上的帝國都以創造輝煌文明作為自己的目的，以榮譽和榮耀作為自己動力，而唯有大英帝國是個另類，它以赤裸裸的商業利益作為自己的目標，以狹隘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作為自己的動力。以至于大英帝國跨越全球，但英國本身從來沒有超越狹窄的英倫三島，英國與大英帝國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亞當·斯密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以至于大英帝國的精心撤退制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自相殘殺，印巴分治、巴勒斯坦問題、土耳其的問題、中東領土糾紛、南非種族問題、新馬問題以及香港問題，可以說大英帝國是歷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國。然而，由于冷戰背景，由于內地的“文革”，由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種種歷史機緣成就了香港奇跡，使大英帝國可恥的沒落最終上演了“共榮撤退”的一幕。

出生在香港本地，并于上世紀90年代活躍在港臺兩地的臺灣《聯合報》前香港記者陳競新在旺角示威現場被打。

閱讀香港這十多年的歷史，我每每感覺到英國人的政治德行也許在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哪一個民族像英國人那樣把政治變成赤裸裸的商業操作，看來亞當·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義才真正反映了英國人的民族性，說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是英國式的自由主義，顯然是一個誤會。

【本文原載《讀書》雜志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