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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興通訊事件以來，特別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蒙獄，我就一直關注事件的進展。一方面是由于中興通訊事件和華為事件讓深度卷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企業家和普通民眾感受到了美國動用司法武器來介入企業競爭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是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面對美國在全球治理建構法律帝國并推行赤裸裸的司法霸凌主義，如何保護中國企業乃至外國企業在全球的合法權益，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必須面對時代主題。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陷阱》的出版在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標志性意義。在此之前，我們在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治秩序的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要學習和借鑒西方尤其是美國建構市場經濟秩序的法律體系和制度，我們由此往往看到美國建構全球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積極一面，以至于法律界主流的開明人士自覺不自覺地形成美化、神化美國法律制度的意識形態，完全臣服于美國建立的全球法律秩序，從而主張中國的法治建設要與美國法治無縫“接軌”，而完全忽視了美國法治和美國建立全球法治秩序的本質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保護美國資本家在全球的壟斷利益，忽略了美國建構全球法律帝國過程中采取的司法霸凌主義的黑暗一面。

因此，當中興通訊事件發生后，不少法律界、經濟界人士懷著幸災樂禍的態度批評中興工作缺乏法治觀念和契約精神，完全不考慮美國長期僭越法治，將其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秩序之上，更無人批評中興通訊聘請的美國猶太律師竟然突破法律職業倫理的底線，違背信托義務充當告密者，將客戶資料交給美國政府。直到孟晚舟在加拿大蒙獄，特別是美國沒有任何證據卻以危害國家安全理由圍堵私營企業華為時，人們才直接感受到美國司法霸凌主義的本質。

《美國陷阱》在這個時候出版就是一本生動的教科書，讓我們認識到到美國法治的兩面性，即對內保護資本集團的利益，對外維護美國霸權。美國所推動的 “全球法律治理”，無論是高調宣揚“海外反腐”，還是擴展“長臂管轄”原則，其實質都是將美國國內法和司法權凌駕于國際法和國際社會之上，通過建構全球法律秩序來維護其不可避免走向衰落中的全球霸權。唯有認識到美國建構全球法律帝國的本質，我們才能“師夷長技以治夷”，積極參與到全球的法律治理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邁向一個新臺階。

一、“美國陷阱”的雙重含義：“司法陷阱”與“經濟/政治陷阱”

法國阿爾斯通公司是世界工業巨頭之一，也是法國傳統工業的驕傲。這家公司在能源電力和環境控制系統等領域都處于世界第一。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界之后，公司在并購擴張過程中由于受到次貸危機影響而幾度陷入財務危機。美國電力巨頭通用公司很快就瞄上了這塊肥肉，并展開了收購阿爾斯通的商業談判。在談判過程中，阿爾斯通公司的高管皮耶魯齊被美國司法部門以違反《海外反腐敗法》的理由逮捕，并由此陷入“美國陷阱”之中。

左圖為《美國陷阱》法文版，右圖為中文版

在這本書中，“美國陷阱”具有雙重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皮耶魯齊被美國逮捕而陷入美國訴訟法中“辯訴交易”的“司法陷阱”。我們首先要認識到，美國訴訟法和中國訴訟法在理念、原則和操作操作等方面具有根本性差異。

中國訴訟法秉持大陸法系的法院主導原則，控辯雙方無論哪一方強大，哪一方有錢，都不能決定判決結果，司法判決并持一種基于依據法律和事實的實質正義原則。而法院的司法判決由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法官酌情考慮的空間非常小。

然而，美國訴訟法秉持的是一種當事人自由博弈的仲裁原則，即一切取決于控辯雙方的博弈，訴訟更像是一個決斗過程，司法過程維持程序正義，法官只是消極的仲裁者。正是在這種訴訟原則下，美國訴訟制度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就是“辯訴交易”，即如果被控告方主動認罪，控訴方可以提出減刑或免刑，而一旦雙方達成協議，法官原則上予以認可。加之普通法中法官擁有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判例法的立法權，這就意味著當事人之間的相互交易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如果我們比較這種大陸法基于法律的政府主導原則與英美法中基于當事人雙方自由博弈的仲裁原則，那么就會看出美國的這種訴訟理念無疑更有利于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和擁有暴力的政府，因為面對弱小的個人，他們在這場決斗、仲裁中具有壓倒性優勢。

在這個案件中，皮耶魯齊早年在印度尼西亞的項目操作中，完全按照公司的相關規定來處理，他自己本人并沒有任何違規的行為，嚴格意義上并不構成犯罪。然而，皮耶魯齊被捕之后就陷入到“辯訴交易”的司法陷阱中。要么以主動認罪作為交易條件，換取輕刑甚至免刑；要么他拒不認罪，那就意味著他自己必須在證據收集和法律辯護上足以對抗美國的司法機關。

然而，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在美國的辯護律師是美國人指定的，巨額的律師訴訟費也不是他能承擔的，更何況美國監獄的私營化意味著必須交付大量資金來承擔自己在監獄中漫長對抗。對于皮耶魯齊這個弱小的外國人而言，他根本就無力對抗龐大的美國司法機器。而一旦自己的辯護失敗，就意味著可能被處以125年的監禁。正是面對這種“辯訴交易”這種可怕的“司法陷阱”，他不得不選擇違心地認罪，因為漫長訴訟的心身傷害和經濟消耗以及不確定的可怕判決，不是每個普通人都能經受的。皮耶魯齊在書中細致地描寫了他所面臨的心理煎熬，而我們在大量美劇中看到大量故事就是那種用坐穿牢底的勇氣來對抗美國的司法腐敗和黑暗。

然而，皮耶魯齊選擇認罪之后，他實際上將落入了“美國陷阱”的第二層含義，即“司法陷阱”的背后乃是美國與其他國家展開經濟競爭和政治競爭所涉及的“經濟陷阱”甚至“政治陷阱”。美國司法部對皮耶魯齊的調查“醉翁之意不在酒”，若真的判皮耶魯齊125年監禁對美國意義不大，但將皮耶魯齊認罪作為籌碼實現對阿爾斯通的低價收購卻意義重大。從皮耶魯齊被逮捕起，他就變成了美國政府在協助美國通用公司與法國阿爾斯通展開商業并購談判的“人質”。皮耶魯齊承認有罪就變成了美國通用公司與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商業交易中的籌碼，要么阿爾斯通乖乖接受通用公司提出的商業并購方案，若不接受其方案，美國司法部就以皮耶魯齊的認罪作為證據，對阿爾斯通違反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做出巨額重罰。這才是美國將《海外反腐敗法》推向全球，使其成為美國開展全球治理的法律工具所精心設計的陷阱。

由此，“司法陷阱”與“經濟陷阱”實現了無縫連接，最終迫使阿爾斯通為了避免巨額罰款而接受美國通用公司提出的并購方案。而美國通用電氣通過這筆收購業務，控制了法國75%的電力，這無疑控制了法國的經濟和政治命脈。才是美國設計“司法陷阱”的真正目的。

正因為如此，皮耶魯齊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一場“地下經濟戰”。之所以稱之為“地下”經濟戰就是表明美國不僅利用通用公司在地上的市場交易與法國公司展開競爭，而且通過隱蔽的“司法陷阱”來與法國展開經濟競爭，以達到控制法國經濟命脈的目的。皮耶魯齊認為，“美國陷阱”就是美國利用法律作為經濟戰的武器，削弱其競爭對手，最終達致低價收購對手，從而維持其經濟壟斷的地位。

美國正是利用這種“經濟陷阱”，成功地瓦解了歐洲的許多大型跨國公司。據書中記載，“自2008年以來，被美國罰款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達到26家，其中14家是歐洲企業（5家是法國企業），僅有5家是美國企業。迄今為止，歐洲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即將超過60億美元，比同期美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高3倍。其中，僅法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就達到近20億美元，并有6名企業高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

讓皮耶魯齊備感遺憾的是，這場法律戰和經濟戰中，阿爾斯通首先選擇放棄了皮耶魯齊，迫使他面對美國的“司法陷阱”而孤立無緣，最終不得不認罪。而阿爾斯通之所以放棄皮耶魯齊，根本原因是面對美國司法部的壓力，法國政府束手無策，只能屈從于美國司法部的壓力而選擇被通用公司收購。由此可見，個人訴訟的司法陷阱、公司并購的商業陷阱與國家關系的政治陷阱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而這個鏈條就是美國以全球反腐敗為名而精心打造全球法律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