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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麥金德發表1904年的演講的時候，展現的新時代乃是大陸與海洋世界爭奪全球統治權的時代，他甚至開始構想全球國家的可能性。這個演講雄心勃勃，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歡心鼓舞。可以說，這篇演講代表了“壯年麥金德”的思想。然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他的理論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就體現在1919年《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里，這其實體現了“老年麥金德”的思想。這個轉變的關鍵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從強調大陸與海洋之間二元對立，轉向從從太空的角度看世界，由此提出了“世界島”和“環形世界”的概念，這些概念雖然圍繞歐亞大陸展開，但卻是從太空的角度世界，從而將人類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另一方面從海洋世界如何爭奪全球統治權的地緣戰略思考，轉向了海洋世界獲得全球統治權之后如何維持西方治下的世界和平，而這個轉變的背后就是政治主角從大英帝國轉向了美英聯盟。所以，在1904年演講中，美國被看作是“東方大國”，而在1919年的著作中美國占據了核心重要地位。

因此，在1919年的《民主》一書中，他所說的“民主”更多地包含了一種平衡的觀念，是各種自然力量、社會力量和生活方式之間的平衡。他之所以推崇“國際聯盟”，就是不希望世界上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來出面組織秩序，反而是渴望均衡，認為均衡的結果反而能保持世界的和平。

為此，他也對所謂的工業資本主義及其結果進行了批判，反而特別強調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里涌現出來的一些新東西。從“壯年麥金德”到“老年麥金德”的轉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現實主義思考。麥金德已經看到只要是任何一個國家想成為一個統治全球的世界國家，就意味著在技術上和地緣上優越絕對的優勢，其結果必然導致地緣政治上的整個世界沖突。

五

麥金德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后來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德國的施米特在他的《陸地與海洋》和《大地的法》中只字不提德國的地緣政治學思想。《陸地與海洋》這本小冊子完全講針對的是麥金德提出的全球陸地和海洋對抗的故事，而在《大地的法》的序言里，他明確提出向麥金德致謝。然而，對照麥金德讀施米特的這兩本書，卻看到施米特恰恰是在對麥金德構成了批判。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這本書開頭講得很清楚。施米特認為自己跟麥金德區別在于，他是法學家而麥金德是地理學家。“法學家”的含義是什么？是說當我們理解陸地和海洋的時候，不是把它們看成兩種具有客觀力量的自然要素，在這個自然要素背后還有一個規范的含義，有一個道德價值。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麥金德的眼中，陸地和海洋是兩種等量齊觀的自然力量，而且形成了陸地國家和海洋國家兩種力量的全球對峙，但是施米特從一開始就說，人作為大地的動物，只有陸地上的生存才有規范意義，海洋上沒有什么規范意義。

用我們的話說，為什么the earth翻譯成“地球”，而不是“水球”呢？實際上翻譯成“地球”是把earth理解成land，而不是sea，隱含的意思是：人的生存全部意義來源于土地，大地生產規范和意義，而海洋意味著規范的喪失和意義的喪失，這就是施米特在《大地的法》所指出的虛無主義，就是一種沒有規范意義上的科學理性的虛無主義。

盡管如此，施米特和麥金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像麥金德從來不是只講英國，施米特也不會只著眼于德國來講陸地、海洋和大地的法。

麥金德一上來就講的是基于歐洲文明的敵友劃分，歐洲的敵人是東亞、是俄國，施米特也基本分享了類似的觀點。

麥金德將世界歷史分為三個階段，施米特也基本同意這個劃分。不同的是，施米特從法權的角度來理解。第一個階段是早期基督教時代，當時的歐洲人共享一個基督教世界的國際公法的觀念，而第一個階段歐洲基督教的法恰恰是針對外部的異教徒東方世界。

第二個階段也接近麥金德劃分的第二個階段，不過施米特強調的是以國家作為主體建構的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或國家時代。在這個時代，領土國家成為了政治的構型，盡管如此，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支撐的歐洲的存在，在歐洲外部還是一個野蠻世界，用國際法的話說，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內部，才有歐洲文明的“伙伴關系”，伙伴之間可以簽定平等條約，和外部的、非基督教的、半文明的國家之間則可以簽定“不平等條約”，對于野蠻國家就無需簽定條約、直接訴諸戰爭。換句話說，歐洲文明恰恰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等級體系之上，這是施米特眼里歐洲文明最好的一個狀態。

然而，第三個階段劃分與麥金德的比較接近，就是將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看作是第三個階段，當麥金德推崇“國際聯盟”的時候，施米特恰恰將這個作為批判的對象，即意味著歐洲的死亡。

因為一戰以后、尤其是國聯以后，歐洲文明具有特定規范和精神價值的體系被不斷地加以技術化和法律化，從而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法律框架，以至于將歐洲之外的異質文明納入進來，不僅把俄國帶進來、把美國帶進來、而且把東方的日本帶進來。這就意味著國聯乃至后來的聯合國，完全不能再維持歐洲文明的標準。因此，在施米特看來，恰恰是國聯這個全新體系的出現，摧毀了歐洲文明主導的國際法體系。

然而，在施米特眼中摧毀了歐洲文明國際法體系的國聯和聯合國，恰恰是麥金德的理想。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施米特對麥金德的批判，即麥金德這種對自然地理和人力的技術化強調，以及對抽象的均衡的國際聯盟民主的強調，恰恰是虛無主義的代表，而另一個虛無主義的代表就是他不斷批判的純粹法學的代表人凱爾森。

而在《大地的法》中，施米特特別強調英國轉向海洋世界，就意味著選擇“無根性”，一種可以脫離大地、規范和意義的存在。英國人提出了“烏托邦”這個概念，但這個概念在拉丁文里就是“沒有的東西”。換句話說，英國人慢慢設想了一個可以脫離地理空間、可以技術設計的一個全新秩序。

因此，當麥金德對飛機和太空的出現而選擇太空的視角的時候，施米特對太空的視角進行了批判，毅然選擇的具有規范、歷史和文明意義的大地。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麥金德在一個端點上思考帝國背后的地理和技術要素，那么施米特在另一個端點上思考帝國背后的規范、精神和文明要素。而科耶夫后來對新拉丁帝國的建構恰恰是將這兩個因素綜合起來加以思考。

六

在寫《大地的法》的時候，施米特還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小冊子《陸地與海洋》。而《陸地與海洋》的重心，恰恰就在于批判地緣政治學。這本書前面的幾章都在講，按照地緣政治學，如何理解英國的崛起。為什么英國會崛起？當時很多地緣政治學家的答案是，因為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這是由地理決定的。

然而，施米特這本書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恰恰是“空間意識”和“空間革命”。“空間革命”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施米特從麥金德那里借來的，不過麥金德強調地理空間，而施米特則強調政治的法權空間。重要的不在于地理空間的變化，而在于歐洲人在思想觀念上如何理解這個變化。為此，施米特強調背后的宗教因素。陸地和海洋的沖突在價值觀念上對應著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大傳統。

這也指向了施米特隱含的另一個問題的回答：為什么工業革命可以發生在英國？因為英國選擇了海洋的時候，就選擇了不要土地、不要意義，可以依靠技術來創造一切的世界。

由此可見，施米特在著作中對英國這個海洋世界大國進行了系統的批判。麥金德非常強調技術對自然的作用，甚至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技術主義者，而施米特恰恰是非常反省這一點，他一直強調，技術和科技的發明導致人類整個生存陷入到虛無主義中。而施米特始終捍衛歐洲作為陸地所提供的規范、文明和生存意義，反對一個脫離大地、完全建立在海洋自由和技術之上的虛無主義的生存秩序。

如果我們把麥金德和施米特的爭論放在今天的語境里。我們就會發現，中美貿易戰的焦點恰恰在于技術，針對中國的工業發展計劃。可以說，在不遺余力爭奪科學技術的支配權這一點上，中國和美國沒有太大的區別，二者都爭相進入到機器人支配的世界，一個虛無主義的世界。

美國繼承了英國的海洋傳統，可以說是整個世界沉淪的根源。而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如果真正想要超越美國，重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技術上超越美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解人與自然關系上超越西方技術主義的思考，重新將人與技術放在對大地、歷史、規范和文明的基礎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麥金德和施米特的遺產。

謝謝，我就講到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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