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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僅從中美關系視角而沒有從美國內政視角出發。在學科劃分上，美國政治一般被劃歸國際政治領域，中美關系又是國際政治領域的顯學，因而很多關于特朗普、“新右翼”的研究都是從中美關系視角展開的。然而，美國政治的主要內容是政黨政治、選舉政治，應當歸屬狹義的政治學范疇。狹義的政治學（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國家間關系）是兩個不同的學科方向。它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式有著很大不同。特別是對美國、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內政始終比外交更為重要，外交需要為內政服務。如果只是從中美關系視角考察特朗普或拜登或其他什么人的舉措，就很可能過高估計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不自覺地把中美關系放在美國政治的核心位置。實際上，中國在美國政治中（不論是在特朗普還是在拜登的政治綱領中）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反之亦然，美國在中國政治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例如，2018年10月，時任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遜研究所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演說。這次演說一度被國內很多聲音視為“新冷戰”的宣言。然而，當時我就撰文指出，這次演說在美國乏人問津，當時美國政壇乃至全社會的關注焦點是“卡瓦諾是不是強奸犯”、“怎么能讓強奸犯當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事實上，“卡瓦諾是不是強奸犯”問題在美國政治中確實比一時的對華政策重要得多。因為，在三權分立的美國政治體制下，保守派卡瓦諾獲任大法官將打破自由派（民主黨）和保守派（共和黨）在聯邦最高法院中維持了三十年的均勢，大法官的終身制任期更是會讓這次任命對今后數十年美國政治和意識形態產生深遠影響。2022年在美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聯邦最高法院墮胎權判決、持槍權判決等重大事件，均與這次任命密不可分，而這些事件又對2022年中期選舉結果造成了直接影響，并且仍將在2024年大選中成為重要議題。相反，現在彭斯卻因為在2020年大選舞弊問題上與特朗普產生分歧，政治生命似乎已經終結。

第三，迷信消息。學者并非情報官，核心競爭力應當是分析問題的能力而非擁有獲取消息的渠道。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后，曾有學友非常鄭重并且刻意壓低了聲音問我：“你在美國是不是有什么特別的消息渠道？”簡而言之，學術研究不能變成搞關系或者搞情報，再內幕的消息也不能代替對問題和公開材料的深入分析。二十多年前，我在復旦大學讀政治學專業本科時，沈丁立教授的一句話讓我銘記至今。在一場美國問題講座上，沈丁立教授被問到他在美國有沒有什么特殊的消息渠道，他的回答是：“我在美國政界、學界有很多朋友，但是我沒有消息。我只靠公開資料做研究，用公開資料就能做出最好的研究。”

三、“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是當下美國內政的首要問題

《美國困局》一書將從政治學（美國內政）視角出發，研究美國“新右翼”運動的起源、訴求和行動，探討其背后美國經濟社會變遷與政治結構變化的深層原因和演變機制。我們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新右翼”運動會在美國興起？特朗普和“新右翼”運動將給共和黨、美國政治乃至美國社會帶來怎樣的深遠改變？

本書基本分析框架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寫下了這段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中國的有力應用。同樣，“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也是當下美國內政和“新右翼”運動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二戰后，由于生產力提高、福利改革、對外“剪刀差”等原因，西方世界一度形成了橄欖形的社會結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認為，以階級分析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不再適合用于研究西方國家。然而，近年來，“新右翼”運動和“激進左翼”運動的同時興起用確鑿無疑的事實告訴我們，橄欖形社會已經是西方世界的過去式（甚至它是否真的存在過都值得懷疑）。階層割裂的鴻溝、不同群體的尖銳對立是西方國家當下常態。因此，《美國困局》旨在重新用階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來研究特朗普、“新右翼”運動與美國政治變遷。具體分析將從三個層面展開：

第一，美國社會不同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階層、職業、族裔、地域）的利益差異、矛盾沖突與不同訴求。特朗普和拜登以及希拉里、桑德斯，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代表哪些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并由此闡釋特朗普（以及桑德斯）那些看似“離經叛道”的政治主張為什么會逐漸成為美國政治主流議題。在本書分析框架中，美國社會可以分為三個階層：大企業主大富豪、主要依靠勞動獲取報酬的中產階層（工業州的藍領、農業州的農場主都屬于這一階層）、很大程度上依賴國家福利的低收入階層（以非洲裔、拉丁裔以及非法移民為主）。并且，在三個基本階層之上，族裔、地域、文化、職業還會疊加更為復雜的影響。全書各章會從不同角度詳細闡述。

第二，在當下美國階層利益分歧、矛盾對立的基礎上，特朗普和“新右翼”運動興起所帶來的美國政治議題變遷、政黨選民聯盟重組、選舉模式與政治規則變化，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黨際斗爭以及各自黨內的分歧、斗爭、妥協與整合。

第三，特朗普的執政舉措如何回應“新右翼”的訴求？進而，這些在短暫的四年間推出的舉措又對共和黨乃至美國政治產生了怎樣的長期影響？與過去數十年美國政治主流不同，特朗普、拜登以及其他美國政客現在都不再想做“全民總統”，他們總是堅定地回應特定支持群體的訴求，對反對者激烈的抗議乃至行動不太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