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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趕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國共產黨》

【文/潘維】

一

在慶祝建黨百年之際，六位新銳學者一起貢獻了這本《再趕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國共產黨》，記錄他們在2021年對黨生存條件的認識。

廉思討論如何贏得青年，江宇闡述如何堅持群眾路線，鄢一龍分析如何駕馭資本，樊鵬研究如何應對技術革命，張飛岸展示黨的國內國際使命，白鋼探討黨與未來新世界體系的關系。收藏此書，在2049年人民共和國百年華誕時檢驗這幾位學者的認識，會非常有趣。

盡管無力分別評論六位作者的觀點，我與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前途的關切有強烈共鳴。

世事難料。昨天不足以說明今天，今天也難預言明天。蘇聯興旺一時，卻迅速衰敗。美國過去興旺，而今顯現出難以逆轉的衰落之勢。借推薦這書的機會，我企圖“為往圣繼絕學”，換一種政治史觀去理解黨的現在和未來。

二

自古希臘以降，西學政治史觀以每個社會內部的分際為基礎，以相互進行利益博弈的上、中、下層社會集團為分析的基本單元。于是，社會進步是先進社會集團淘汰落后社會集團的結果。

對中國而言，上述西學史觀非常新穎，在革命時代尤為有用。自二十世紀初引入西方史觀以來，傳統的中華史觀漸成“絕學”。

傳統中華史觀講士農工商“四民分業”，但四民一體。這種史觀只分“官”與“民”，民營私，官奉公。“公”指的是“大家庭”互助的利益，是“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有老有小是為“家”。小家庭旨在育小養老。大家庭是家國，患寡、更患不均，旨在互助，育小養老的互助，即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

因此，傳統中國這樣理解歷史：官奉公，官以民為本，則天下大治；官營私，官以官為本，則天下大亂。官以民為中心，民就以官為圓心。執政集體公心墮落，就被視為腐朽政權，就發生“革命”，由新的以民為本的執政集體取代。于是有“治亂興衰”的循環和大一統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今的西方政學兩界普遍認為，中國“一黨執政不合法”，不合西方“契約論”里的“法”。既然每個社會都分為上、中、下層的各種利益集團，不允許結社結黨競爭政權，不實行大眾選票支撐的政黨輪替執政，即“政黨政治”，就是拒絕“自由”，就是一黨“威權體制”，只能靠宣揚“民族主義”和“辦大事”支撐。既然沒哪個政權總在“辦大事”，而且辦成“大事”也未必能支持政權生存，如秦隋兩朝，所以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不合法”，必然脆弱和不可持續。

然而，從中華傳統史觀角度看，代表社會個別集團的利益，結黨營私，才是“不合法”、不可持續。中文一般不用“合法性”而用“正當性”，因為“契約論”里的“法”源于絕對主義和單一神信仰。

20世紀早年，中國靠西學的“結黨”推翻腐朽政權。但革命黨無一不聲稱自己代表全民福祉。一旦革命成功，孫中山就明確反對“政黨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拒絕實行西式“政黨政治”。而今官稱中國政治是“新型政黨政治”。無論如何，中華的執政集體必定要代表“全民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西學意義上，如此中國共產黨不是“政黨”。但在中華大地上，西式競爭型政黨都不是“好東西”。中華政權的正當性來自組織百姓生活互助，平衡和凝聚“大一統”的內部利益。由此，分久必合里的“合”是好的，“分”是壞的。治亂興衰里的“治”與“興”是百姓之福，“亂”與“衰”是百姓之災。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組織全國百姓育小養老的互助、大家一起過好日子，與鼓吹文化單一性和優越性的“民族主義”無關。基督教單一神信仰才自視“優越”，自認為掌握了“真理”。熱衷論證“華”在文化上優于“夷”，是因為染上了西來的病毒。

組織全國百姓育小養老的互助、大家一起過好日子，同“威權”與“自由”兩分無關。

西方以結社結黨競選為“政治自由”，否則就指斥為“威權政治”。如同市場機制，西式政權是用來競拍的，分成集團的民眾讓出價高者得。除非與外敵作戰，西式政治共同體內部總在進行制度性的集團利益博弈，爭論誰更近上帝的“真理”。因此，共同體里發生的一切壞事皆可歸咎于“本屆人民”。

中華政治共同體是個同心圓，以執政集體為圓心，執政集體對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負“無限責任”，向來不能指責“本屆人民”。商業不軌、疾病傳播、乃至居民樓坍塌、著火，都會問責官員，歸咎于官員不夠奉公。

中華民眾向往“大同”，但腳踏實地追求“小康”。中華政治共同體家國一體、目標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就是互助過日子，攜手應對大自然、攜手抵抗外來侵略，過太平興旺的日子。簡單意味著包容。無論講什么語言或信仰何方神祇，都可以加入中華互助過日子的世俗共同體。有容乃大，簡單和包容成就了廣土眾民的三千年“大一統”。

政治共同體的規模與質量有張力。“大”有“大”的優越，能舉廣土眾民之力辦互助的大事，“開河渠、筑堤壩，河東千里成平壤”。但包容之“大”以“質量”為代價，如人均收入比較低，同心協力比較難。換言之，大一統政治共同體呈同心圓結構，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