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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論翻新：重新理解中美對峙

舊理論需要翻新，有兩大原因。

第一，美中和平可以被冰凍，但同樣被冰凍的還有傳統意義上的戰爭。盡管美國軍工聯合體豢養的“旋轉門”官員需要以談論“戰爭”、談論“戰勝”來支撐國會的軍費撥款。但無論他們“談論”什么，都無力發動傳統“熱戰”，至多能冰凍和平。

第二，中國并沒有稱霸世界的能力，當然也沒有意愿。中國是個“貿易國家”，是經濟動物，不可能成為世界的政治和軍事領袖。直到19世紀初歐洲開始工業化，中國人口是世界的三分之一，經濟體量也占世界三分之一，卻在政治和軍事上沒什么影響力。而今，中國的出生率比日本還低，面臨每80年人口減半、一個半世紀后成為人口中等規模國家的窘境。

稱霸世界的必要能力包括以下三種：經、劍、文字。

不擅長創造“經”，就缺乏對其他國家人民的精神感召力。中國無力提供關于人類“未來后世”的精神支柱，比如“圣經”和“可蘭經”，比如“自由民主”和“共產黨宣言”。長期的小型自耕農歷史塑造了世俗的實用主義，中國的“精神生活”強調現世而非來世。

中國的經濟實力能支撐強大軍事力量，但中國擁有遠超其他國家軍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缺乏隨時隨地使用軍事力量的意志。持續兩千多年修筑長城，進行昂貴的被動防御，體現寧愿花錢保平安不愿出擊的悠久傳統，只有強敵入侵才能激發出中國的尚武精神。

簡化通約的字母文字是溝通全世界的基本渠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的人民極難溝通，所以有“華不治夷”的中國祖訓。象形文字在中國沒有衰落跡象，但也絕無成為世界語言的可能。中國的國際化非但沒能讓漢字普及，英文反而在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上成為工作語言。中國或能普及雙語，但那是遙遠的未來。

換言之，僅憑經濟實力，中國遠不足以當世界領袖。出于“誤判”，出于對“結構”的迷信，美國對中國發動了攻擊。

如同印度的復興，中國的復興不值得美國恐懼。那不意味著戰爭，不過是交易發達，多種文明交融，倡導不對彼此使用武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位于歐亞大陸邊緣的中國崛起，是“世界文明”誕生的前奏。

中國有了“不服從領導”的能力，確實能削弱美國的世界霸權。但美國不需要、也不可能長久維持世界霸權。一旦和平被冰凍，美國和中國經濟，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都會在新型戰爭的寒風中衰退。而且，世界其他大國沒有維護美國霸權的重大利益。美國的脅迫可能一時奏效，但持續力非常可疑。美國缺乏必要的實力去給其他大國提供圍堵中國的利益。脅迫他國組成針對中國的“神圣同盟”，將讓美國難以進行“戰略收縮”，甚至可能再次“對外過度擴張”。換言之，向雙頭或多頭共治的世界和平轉移，明顯對美國更有利。

誤判是國際關系行為的常態，恒定需要花代價予以修正。

盡管復興之夢的“戰略機遇期”將繼續誘惑一切有夢之國，國際關系已經發生了兩大顯著的變化。

第一，冰凍和平之戰，要求修正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定義，也要求修正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認識。冰凍和平以摧毀對方經濟為目標，在供需全球化條件下用各種政治手段與對方全面脫鉤。但脫鉤及摧毀對方經濟難在短期內完成，所以冰凍和平對雙方而言都是持久戰。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是前車之鑒。

第二，因“誤判”發生美中對峙，要求修正對“結構”的認識。常規戰爭越來越困難，“不服從領導”的能力越來越普遍，絕非中國獨有。中國的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否則也不會招致美國主動發起猛烈進攻。那么，是結構變遷導致“誤判”，還是“誤判”導致結構變遷？什么終結了舊時代？第二次核打擊技術，蘇聯崩潰導致開放世界還是中國崛起？無論如何，關于實力分布“結構”的認識已有粗糙之嫌了。

新的重大事件是知識進步的契機。沃爾茲的“結構”屬于20世紀及以前。盡管今天我們無法預料冰凍和平的結果，美中對峙標志“單極”時代終結，“極”的時代結束，在“無極”的新世界里，唯一能確定的事就是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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