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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2016年3月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研討會上的發言內容，以及2016年4月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三十二期博雅公法論壇演講內容整理而成。授權觀察者網轉載，有刪節。】

我想就“治國的思想方法”談六點個人觀察，請各位指正。

一、認識論：

強調意識形態還是強調問題導向？

意識形態人人都有，但治國不能靠意識形態。向往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和法治不是問題，僅僅依照美好藍圖短期內推出幾百個“頂層設計”就未免有脫離實際之嫌。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是問題導向，即遇到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抓主要矛盾，讓國家在不斷解決重大問題中前進。

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問題？眼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主要矛盾，主要問題。誰是人民？社會中最廣大的勞動者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亙古不變的硬道理。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信任黨和政府竭力為人民服務而非為權貴服務，信任政策穩定、政府言而有信。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我國的主要矛盾是百姓溫飽問題，我們靠市場化把問題解決掉了，非常成功。自那以后，主要矛盾逐漸演化為百姓患不均。老百姓的生活分成四個階段，被養、養小、送老、被送。養小和送老是百姓生活的核心。不均導致養小孩、送老人越來越難，不均也是官員腐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會不平等不是問題，是必然；但社會日趨不平等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因為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擴大，百姓養小孩和送老人越來越艱難。社會越來越富裕，體育文化卻成了奢侈，大眾越來越老無所依，越來越不敢花錢、生養、看醫生。市場化解決不了這個矛盾，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市場化本身就是矛盾之源，均等化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以解決人民生活面臨的最大困難為核心任務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看問題，處理問題，黨才接地氣，有根基，才是正確的政治方向。社會主義相信社會至上而非資本及個人權利至上。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百姓而言，就要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中華大家庭”的互幫互助，壯年幫老年，沒病幫有病，有錢幫缺錢，有知識幫缺知識。

中華民族的興衰從來不決勝于市場，而在乎能否維護“大家庭”這個社會核心價值觀念。歷史上，沒有“常平倉”就沒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興起。在今天，要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還是滿足于少數人的現代化？“以個人為本”，還是“以人民為本”？這不僅是思維方式問題，更是政治方向問題。

二、經濟：

強調體制改革還是強調經濟發展？

市場除了供給就是需求，供需平衡要靠市場解決。經濟結構轉型從根本上說是市場問題，倘若政府以此為工作重心，就難以避免一些“揠苗助長”的沖動。打壓第二產業去提升第三產業比例，如同打壓第一產業去提高第二產業比例，實乃自欺欺人。

國際市場低迷，出口制造商自然會衰落，自然會升級自己的出口產品。便宜馬桶蓋適應國內廉價品市場，市場需求變了，高級馬桶蓋早晚會有，政府無須為此操心。廉價品生產無法持續，環境也就改善了。勞動力市場向供方傾斜，工人工資提高，這分明是好事，在什么立場上反而成了問題？改革企業所有制、耕地所有制是我國的緊迫問題嗎？是大多數百姓要求所有制改革，還是極少數人的意識形態偏好所致？

短缺靠市場解決，但過剩就要具體分析了。是垃圾可以靠市場解決，可若是人均依然短缺的牛奶就不能倒掉，得靠政府干預再分配來解決“市場失靈”。誰想要什么“成熟”的純市場經濟？我國分明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其來回折騰金融貨幣政策，來回折騰供給和需求這倆空洞的市場概念，不如去改善經濟基本面，抓住國際原料和能源價格低迷的罕見戰略機遇期，落實一個個能促進公共利益和經濟進步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消化所謂“過剩產能”，在人均基礎設施上接近發達國家。

市場與政府兩分以及孰重孰輕的討論是筆糊涂賬，而且極具誤導性。“三生萬物”，人民的利益訴求就是市場和政府都要服務和服從的對象。真空里的純市場只是為幫助理解現實而畫的一條“輔助線”。現實里沒這條線，中國沒有，外國也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治國靠政治家，不是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政治家能執政，因為他們能實現百姓的具體訴求。

百姓日常生活里沒有供給側、需求側這種抽象概念。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物價穩定、生活穩定、社會井然有序。再高個層次，就是養小送老更容易，而非越來越困難。與這需求無關甚至背道而馳的“改革”是極少數人的要求，甚至是意識形態和外國的要求。我黨贏得政權，不是因為主義或“輔助線”，不是因為談論抽象的大眾利益或大眾過去與將來的利益，而是因為滿足人民眼下的具體利益，因為“打土豪，分田地”，因為“缸滿院凈，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因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三、政治：

強調制度還是強調政策？

當今流行歷史唯心主義的“制度決定論”。是有個好制度就有好結果？還是在同樣制度下有好政策就有好結果？改制從來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追求，而是冷戰后西方對欠發達國家的強硬訴求。既然熱衷“改制”還談何“制度自信”？

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我舉下面四個理由：

第一，制度是穩定的，長久不變的，但問題層出不窮，隨時在變，需要靈活機動的政策來及時解決。立法易，廢法難。解決日常問題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了問題就用立法解決不僅是懶政，而且法律必然繁瑣、混亂、互相沖突。行政無所適從，就只能怠工。法律繁多是國家之禍而非國家之福，所以世上才有習慣法系。我國當前的問題顯然不是缺制度，是以“缺少法律”為名的執法隨意、懶惰。

第二，“政府法無明文授權不可行，個人法無明文禁止皆可行”是17世紀歐洲商人為制約國王提的一個口號。都21世紀了，國家開支普遍占GDP半數，哪國還在喊這四百年前舊歐洲的口號？若法無明文授權不可行，不僅法律會多如牛毛，而且必然鮮有愿擔當、敢作為的行政官員，懶政和怠工就是必然的。慣例法隨機遴選陪審團就是要斷案服從本地百姓的意愿，拒絕法條主義。

第三，政策只懲罰犯規的人，且因時、因地、因事輕重緩急不同；可疊床架屋的制度卻懲罰所有人，而且懲罰誠實，迫使所有人不誠實。因極少數人婚姻欺詐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請結婚的人證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的成本。制度門檻高了，政府效率低了，群眾辦事就得四處托門子，找關系，行賄賂。嚴懲欺詐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簡”。

第四，制度是特定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結果，不是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不是國家成敗的原因。制度貌似是“頂層設計”出來的，其實能立住腳的制度都是“長出來”的。美國憲法是從英國憲政慣例和“五月花號公約”長出來的。國家出問題主要在政策不在制度。美國憲法好，卻沒能防止立憲八十年后爆發大內戰。郡縣制好，秦朝壽命卻僅十幾年。科舉制和憲政制好，創制的隋朝和民國都沒活過半個世紀。西漢末王莽熱衷照烏托邦大刀闊斧地改制，被歷史無情嘲弄。

強調用全國一刀切的制度解決問題，忽略政策“試點”，輕視因地制宜，忽略我國各地的巨大差異，就難以調動各地各部門官員的能動性。毛澤東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