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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農協為何能助力日本經濟？

從這段歷史看，如果將1943年的《農業團體法》看作是城市政府與地方農村的“拉鋸”過程被打斷，轉為政府強制主導。那么戰后的“農協”組織可以看作是又回到了明治維新現代化的“拉鋸”思路上，即，一方面農民通過自組織維護既有的權益和鄉村、地域認同；另一方面政府力求將農村納入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內循環中。

基本思路相同，決定了日本戰后成立農協組織是歷史發展自然的路徑依賴，甚至我們極端點可以說是“換湯不換藥”。然而，正是因為“湯”，也就是戰后的客觀環境條件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使得農協組織發揮了促進農村現代化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積極作用。這些“湯”包括以下這些方面：

首先，戰后，美軍司令部（GHQ）將“農民解放”作為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GHQ指令的農地改革廢除了寄生地主制，轉為小農戶為主的農業結構和農業流通體制。而1947年實行的《農業協同組合法》也規定，農協原則上應保障成員選擇的自由、確立和尊重農民利益的主體性，建立農業生產合作體。這就使得農協組織具有了不同于戰前的利益出發點，具有了“民主社會”之大義。

其次，戰后日本的經濟模式也發生變化。戰前日本曾被人調侃為“貧窮的帝國主義”，其經濟政策要服務于國家工業化和對外爭奪帝國主義利益的需要。因此，農村和農業組織自然都會逐漸成為城市資本主義工業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雙重掠奪對象。而戰后，日本將國防交給美日同盟，在美國援助與自身工業底子的支持下，順理地發展外向型經濟。從而使日本具備了保護國內農業、縮小城鄉差距的物質基礎。

再次是日本國內的政治競爭態勢。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的右派保守政黨都將農村視為自己的穩定票倉。而由于保守黨長期執政，也樂意給農村給予政策支持與保護。同時，由于明治維新以來農村與城市地區的復雜“恩怨”，農村地區同樣存在自我保護、不滿執政勢力的潛在心理，使得左派革新政治力量有可能對農村施加影響，又進一步促進了保守政府對農村的政治傾斜。

最后，還有一個隱性條件。由于日本的戰敗，戰前的“愛國心”消失，而“鄉土”與“傳統”取而代之成為民族心靈的一種寄托。這樣一種文化氣氛減少了城市民眾對政策傾斜的抵觸情緒。

《海街日記》劇照

在以上條件的加持下，看似延續自戰前的農協組織發揮出了與戰前截然不同的積極作用。具體的內容已經有太多的研究言及，本文不多贅述，只簡單歸納為三點：

首先，在日本這樣資源匱乏且一度政治動蕩的追趕型國家，農協合作化體系以及其它形式的國家政策保護是完全必要的。它保障了農村經濟恢復，保障了地方穩定的向城市輸出勞動力，避免了社會差距過大帶來的撕裂，有利于城市化進程。

其次，農村雖然是自民黨的穩定票倉，但是以農協為代表的農村自組織形式仍然發揮著很強的自治功能，有利于推動執政者實施有利于社會平等的積極政策。

最后，為了配合保護農村經濟的政策，日本媒體對農產品和農村風土的宣傳和精神謳歌，客觀上也促進了日本戰后民族自信心的恢復。

“前之蜜糖，今之砒霜”？

到了1980年代，農協發揮積極作用的外部環境逐漸發生了重大變化。

首先是經濟狀況的變化。日本經濟增速放緩，被迫開始對國內社會福利動刀，弱勢群體之間的矛盾萌芽；同時，日美貿易摩擦加深，美國利益集團要求日本開放農業市場的呼聲增大；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廉價產品的沖擊，都客觀降低了日本內部的農村/農業保護能力。

其次，政黨方針轉換。隨著城市化的基本完成，農村人口數量縮減。

中曾根政府時期，自民黨研判認為，自己近來的選舉大勝得益于吸引了更多的都市選票，農村基本盤的重要性已經降低。同時認為，在未來，以“改革”和“開放”姿態吸引城市搖擺層的政治家會更加受到青睞。在這樣的研判下，加上美國的壓力，自民黨要人們開始公開表達對農協的不滿，這就促進了日本媒體放開了對農協的負面報道與批判，改變了社會空氣。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華社資料圖）

最后，在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民眾對日本式政治經濟體制的不滿噴發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