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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樹軍】

2019年夏秋之交，我到美國耶魯大學訪學。作為一個外國人，我被告知需要去耶魯大學所在的紐黑文社保局申請一個社會安全號碼。盡管是美國最早的城市，紐黑文本身并不大，而且據說多數地產均被財大氣粗的耶魯大學買了去，所以其實可以說紐黑文在耶魯大學。

在拿到耶魯大學校方的介紹信之后，我來到了不遠處的紐黑文社保局大樓。社保局大樓門外人流如織，看上去和其他場所沒有什么分別。但一進入大門，我就看到荷槍實彈的警察正在要求每個來社保局的人做安檢，抽掉腰帶，脫下鞋子，提著褲子，走過安檢門，才能整理衣裝，坐電梯上樓。

我過了安檢，上樓來到社保局的辦事大廳，又看到兩個荷槍實彈的安保員在并不大的房間里維持秩序。這種外松內緊的政府部門的事實緊急狀態，其實是美國“9·11事件”以來的常態。在這之前，我曾經歷過新加坡政府的安檢，同樣嚴格，但并沒有像美國這樣由荷槍實彈的警察在現場警戒守衛。

我到美國之前，從書本上研究過美國社會安全號碼。到美國之后，這種對美國政府部門緊張氛圍的親身感受，促使我思考社會安全號碼究竟有什么用。

一張美國社會安全卡的正面樣式

原來，在美國，社會安全號碼并不是一組簡單的九位數字。這組小數字有著大用途，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與之須臾不可分離。美國的金融體系偶爾認護照，電子商務主要認信用卡，而辦信用卡必需社會安全號碼，油商只認社會安全號碼，車行也要社會安全號碼。普通人要想獲得公共服務、商業服務、金融服務、生活服務，都離不開這組小小的數字。

也正是這組小數字，讓美國實現了從靜態的紙質檔案社會到動態的電子信息社會的轉型，讓美國各級政府的政治行動有了相對可靠的社會知識基礎，讓美國社會從渾濁狀態中清晰起來。

信息社會在美國的興起，與其現代國家的創建同步。從建國之初起，美國就學習歐洲經驗開始了定期人口普查。在殖民地時代，英國貿易局對13塊北美殖民地做過近40次人口調查，但沒有做過全境普查。在獨立戰爭時期，為了滿足戰爭開支需求，大陸會議決定由各殖民地按人口分攤軍費，因此要求各殖民地進行普查，但最終只有馬薩諸塞和羅德島兩地執行。

從獨立建國開始，美國對社會事實產生了比歐洲國家更為濃厚的認證興趣，這主要是為了確保政府能從社會中汲取充裕的財政資源。從獨立建國直到內戰時代，美國在財政上屬于關稅國家，政府收入主要來自外貿，收集對外貿易信息因此成了聯邦政府的首要職權，這也正是美國第一部關稅法即《漢密爾頓關稅法》的重要內容。

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普查，由聯邦政府依照憲法授權在各州進行。但在1790至1840年之間，人口普查非常簡單，因為美國當時還是個農業國家。在內戰之后，美國向工業化國家邁進，美國政府的認證需求不斷增強。圍繞是否常設普查局，美國內部爭論不休，美國內政部于1849年3月左右獲得普查權，但仍然沒有設立常設政府機構。

1850至1910年之間的60年，是美國認證制度的改革期。從1850年開始，普查報告統一由設在首都華盛頓的普查局匯總、撰寫、分類、編制。美國最終在進步時代將認證制度作為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確立下來，于1899年成立了常設普查局，并自1903年起從內政部劃歸商業勞工部，商業勞工部也就是今天商務部的前身。

當今美國互聯網治理的主要政府部門，也正是隸屬商務部的電信與信息管理局。隨著商務部普查局的成立及其承擔的第十三次普查的進行，美國在100多年前轉型為“認證國家”，認證單位逐漸個體化，并兼容身份、財產、福利和社會經濟認證，美國開始走出低效認證困境。

20世紀20年代，既是美國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大繁榮大發展的十年，也是史無前例的全國性犯罪浪潮席卷美國的十年，美國第一個非電子化的全國犯罪認證系統由此孕育而生。

美國聯邦調查局首任局長埃德加·胡佛

1929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首任局長胡佛（任職長達48年，1924—1972），成功游說國會批準將該局的認證司升級為常設部門，正是該司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全國犯罪認證系統。當然，這個系統的系統化程度并不高，不真實、不準確、不全面的問題隨處可見。在分權思想影響下，美國各級政府之間也并不互聯互通，各州內部的犯罪記錄信息分散在幾百個部門，只有少數大城市出于安全理由建立了各自獨立的系統，當時的犯罪記錄仍然依靠郵政線路傳送，耗時很長。

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的地方、州與聯邦三級政府之間首次通過電報傳輸犯罪記錄，但僅限大案要案。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刑事司法部門開始使用電腦，但主要用來發工資，做內部審計。20世紀60年代，美國處在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期，社會、經濟和文化各個方面都處在巨變之中：

在人口結構上，“嬰兒潮”一代長大成人，南方農民涌入城市，外國移民迅速增加。在城市化進程上，城市化率快速上升，但走在“快車道”上的是郊區的城市化，內城卻在衰落，成了少數族裔的聚集地。在經濟發展上，經濟衰退導致失業激增。在社會生活上，民權運動此起彼伏，準軍事化的警察力量和國民警衛隊成為出于社會安全理由頻頻動用的國家機器。一旦人處于高度流動狀態，而身份、財產等基礎信息卻無法跟著人走，就會讓原本就已十分嚴峻的社會安全狀況變得更加糟糕，福利欺詐現象也會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