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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政府預算越少越好、開支越少越好

財政收支是衡量政府規模最常用的另一個指標。自由放任主義堅持消極的古典財政政策 ，主張市場繁榮與否取決于私人投資而非公共財政，私人的實際固定投資來自儲蓄，因此要最大限度減少財政預算，實現年度預算平衡，最好還要有財政盈余，以避免赤字和稅收損耗，收稅只是為了支付政府雇員工資和公務支出，基本不對個人進行轉移支付，對新增收入降低累進稅或者適當退稅，以鼓勵儲蓄，增加投資，促進經濟發展。

盡管1789年美國就頒布了《財政法》，財政部也是美國最早的四個部之一，但直到19世紀中后期美國才開始嘗試對政府預決算進行規范化管理，并推行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又在自由放任主義指導下不去主動干預經濟運行，預算支出規模也很小。 19世紀中后期，隨著工業化的起步，美國經濟迅速增長，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收入也大幅上漲。 與此同時，自由放任的經濟大增長的負外部性再次浮現，貧富兩極分化、政治腐敗、道德滑坡等問題同時涌現，“進步運動”應運而生，旨在限制政府開支、縮減赤字的全國性預算制度成為其重要成果。

但是，這種以限制政府開支為目的的預算制度，根本無法面對經濟大蕭條的沖擊。美國聯邦政府預算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基本沒有實質性的調整，但經濟危機卻迅速改變了政府的收支結構，1929-1931年間“收入下降了50%，開支上升了幾乎60%”。 作為美國經濟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結束了黃金十年的持久繁榮，此后直到1932年，美國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都試圖通過強化財政緊縮政策來化解大蕭條，但經濟卻并未因此復蘇。盡管1932年國會設立了臨時復興金融公司并通過了經濟救濟與工程法，胡佛還是在1932年總統選舉中大敗于羅斯福。羅斯福新政推翻了消極的古典財政政策，美國政府開始采用主動調節市場和經濟發展的積極財政政策。

為了刺激消費、走出蕭條，羅斯福政府從1933年3月9日的緊急銀行法開始推出一系列干預性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全國工業復興法》、《全國產業復興法》、全國復興委員會、1933年《緊急鐵路法》、田納西流域管理局、1933年聯邦公積金救濟公司、1933年《農業信貸法》、1933年《緊急農業抵押法》及1934年的三個補充法規、1933年《房屋所有人貸款法》、1933年6月《Glass-Steagall法》、1933年4月《紐約最低工資法》、1934年進出口銀行、以及1935年農村電子管理局等等。由于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新政成為美國赤字預算的表率，開支劇增帶來的主要結果之一就是美國政府大規模擴張，自由放任主義全面潰敗。

進步運動所催生的全國預算制度開始于1923年的塔夫脫總統，但從新政時期開始，限制政府開支和規模的預算目標宣告失敗，此后的歷屆美國政府也幾乎都無法實現這個預算目標。羅斯福政府突破了量入為出的預算原則，1946年頒布的《就業法》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政府雇傭和政府采購權。美國聯邦政府在推動美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大，其國民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與大規模的政府采購密切相關。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擴大就業和政府采購，70年代靠稅收，90年代靠開支。如果沒有政府采購的快速增長，也就不會有20世紀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 19世紀70年代中期至1900年，政府采購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增長了5-6%，這一比例至1929年達到8.12%；1929至1959年間每年增長2%達到1959年的20.27%，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35年間，增長幅度減緩，但1994年仍為17.4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政府規模擴張的諸多因素中，福利國家建設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各級政府機構的福利開支增長最快，1992年福利開支在所有各級政府開支中已經占到44%。美國政府對個人的轉移支付即社會福利開支從1959年的280億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9560億美元。在此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增長正是發生在大力鼓吹縮減政府規模、拆散福利國家的里根政府時期，198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福利開支從1090億美元猛增到7580億美元。從1950年到1991年期間，列入政府計劃的總社會福利開支，每年約增長7%，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快一倍。社會福利方面的政府轉移支付，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與醫療福利開支在1970-1993年各級政府開支增長中所占的比例高達64%，其中最大的部分是由州與地方政府來管理的。主要形式是聯邦出資，各州與地方具體執行，加上各項政府補助（醫療補助、食品、收入保障增補、未成年人家庭援助、各種社會服務），福利開支達到1993年的72%，1400萬個家庭接受未成年人援助，2700萬人領取食品補貼。以衛生福利、教育和社會保障部門為例，自戰后以來該部門雇員數目便處于波動上升趨勢當中。從1940年到1980年的四十年間，該部門雇員人數大幅增長，1940年時僅為9千人，1980年時達到最高點：16.3萬人。1980年里根總統上臺后，積極推行經濟復興計劃，主張縮減政府規模和權力，減少稅收，降低通貨膨脹率和削減社會福利。因此從這一年開始，該部門的雇員規模呈現了下降的趨勢，2000年時降為12.6萬人，此后有所恢復，2011年時該部門的雇員總數為14.3萬人。

在現任總統特朗普入主白宮的第一個財政年度里，盡管國內經濟恢復增長，美國預算赤字仍擴大到7790億美元，創下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沃克和瓦特這兩位作者對大蕭條期間的胡佛政府的評價也許幫助我們理解這一現象：“不能責怪胡佛對當時還無人知曉的的凱恩斯經濟理論一無所知，但可以責怪他保守的、傳統的、過度信奉預算平衡的觀念。” 財政連年赤字自然不能算作經濟健康運行的標志，但過度信奉預算平衡也非合理之選，尤其是危機來臨之際。歸根結底，強大的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履行各項基本職能的必要條件，為了回應現代大規模復雜社會的諸多問題和正常需求，即使財政支出增長率快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也并非全然壞事，利用公債舉辦公共事業是可行的，如果它帶來的財政收入增加額能抵消這些公共事業的費用。當然，在危機之后，量入為出的穩健財政政策更符合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長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