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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需要重組嗎？

1975年，法國學者米歇爾·克羅齊、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日本學者綿貫讓治合作給三邊委員會撰寫了一份題為《民主的危機：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的研究報告，指出歐洲、北美、日本的民主統治能力面臨困境：對民主的挑戰日漸增多，對民主政府的要求不斷增加，而民主政府的能力卻止步不前。今天看來，他們所分析的對歐美國家的挑戰非但沒有得到有效回應，反倒可以說在不斷深化。

第一個挑戰來自外部的環境挑戰。二戰后，先是二戰后的第一個二十年中，歐美列強在共產主義挑戰下不得不放棄殖民體系，被迫將工業化與殖民體系脫鉤，因此開始“去工業化”。然后又受到以東亞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嚴重挑戰，國家的物質實力開始下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延續了四十年的“高稅收、高福利、高開支、低增長”社會治理模式，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再生產模式，與社會老齡化加劇相結合，催生了近十年來的美國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和社會治安危機，引發了一系列政策問題。

第二個挑戰來自社會趨勢的變化。具體包括，對抗型知識分子長期堅持反壟斷資本主義，挑戰年齡、職位、地位、專長、聲望、才智意義上的權威，削弱了政府正當性。社會價值觀念從物質主義、重視工作、熱心公益轉向重視個人滿足、閑暇和物質的、知識的和審美的自我完善，這些后工業化社會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很可能在經濟衰退、資源短缺、移民競爭沖擊下瓦解。歐美的核心價值觀也受到挑戰，性別、階級、宗教信仰、年齡或教育因素削弱了血統、人種的傳統影響力，“逆向種族主義”興起，導致無法實現“真正的公民平等”；雙語政策挑戰英語、法語、德語的主體語言地位，導致了事實上的“教育種族隔離”，白人擔心水平低的移民子女擠進主流學校；多元文化對核心文化的挑戰：多元主義實質上反歐洲文明、反西方，造成了歐美的國家認同危機；歐美社會內部逐漸形成對伊斯蘭世界的心理不安全感。

第三個挑戰是內在的政治困境。在歐洲，決策過程與執行過程的分離，導致政治體系走向僵化。在美國，正如美國學者福山所指出的，政治制度的穩定性恰恰成為其政治衰敗的根源。這具體表現為：精英或當權者借助優勢操縱政治規則，對精英權力的制約卻名不副實。市場經濟導致經濟不平等，贏家希望把財富轉換成不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利益集團通過游說扭曲公共政策獲得特殊豁免和好處，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臺，立法程序支離破碎；還說服國會代理人發布自相矛盾的復雜任務，讓行政部門在做獨立判斷和常識決策時備受約束。

因此，整個政治體制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削弱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并開啟了惡性循環：對行政部門的不信任，導致對政府的更多法律制約，降低了政府質量和效率。同樣的不信任，導致國會經常對行政部門頒發相互矛盾的任務，要么無法實現，要么無法執行，這兩個過程導致官僚機構的自主性下降，反過來又造就僵化、受規則約束、毫無創造力和朝三暮四的政府。而法院和立法機構攫取了行政部門的職能，法院不再是政府的制約，反而變成了政府擴張的替代品。作為結果，法院希望極力擴張自己自己的政府職能，制定政策的終身任職的法官往往不是民選的，過程又零零碎碎、高度專業化，所以也是不透明的。所促成的程序不確定、程序復雜、冗余、缺乏定局、交易成本高。訴訟機會大增，讓公共政策的質量付出巨大代價。總而言之，在利益集團政治推動下，19世紀的家族制在21世紀以政治依附主義的形式復活了。在某些方面，21世紀的美國回到了19世紀的“法院和政黨治國”。

這三大挑戰構成了特朗普當選的大背景，也導致其把重組美國作為政綱的重心。特朗普以“反身份政治”的姿態當選，他領導下的政府能否直面階級政治，能否重建“信念政治”的光榮？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討論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著美國的重組，以及如果不是這樣，特朗普政府能否重組美國。

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著美國的重組？

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著美國的重組？這姑且可從政治體系重組、政黨重組和社會重組三個層面討論。首先，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著政治體系重組？這個問題也許不難回答，特朗普當選或許意味著美國政治近百年來的一個新現象：從“商人干政”轉向“商人執政”，從利益集團選派代理人影響政治到利益集團拋棄代理人直接決策，從而有可能將福山所說的“政治依附主義”發揮到了極致，這可以說是美國政治體系的重組。在這個進程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扮演了反民主的能動主義角色。2010年，在公民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賦予公司法人與自然人同等的用金錢影響選舉的權利，這種“公司法人權利的自然人化”成為特朗普當選所代表的美國政治體系重組的一大肇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特朗普當選是“金權政治”在美國全面復辟的產物。

特朗普具有多重政黨身份、多次轉換，他對希拉里的政綱并不陌生。

其次，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著政黨重組？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認為，美國重要的政黨重組通常與關鍵選舉有關。大概28至30年發生一次，比如1800，1828，1860，1898，1932，1968。那么，2016年是否意味著美國再次出現了政黨重組？特朗普本人具有多重政黨身份、多次轉換，從改革黨到民主黨，再從民主黨到共和黨，因此他對希拉里的政綱并不陌生。但特朗普的競選延續了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傳統意識形態分歧和政策分歧，政黨重組的跡象并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