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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倫·卡斯（Oren Cass）以阿片類藥物危機為切入點，揭示了美國政治精英對這一問題的忽視和漠視。他不僅對精英階層的自我正義和脫離現實進行了批判，更深入探討了其對美國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精英階層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上的失誤，導致社會大眾的不滿和政治動蕩，而這種震蕩也對精英階層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構成巨大挑戰。

【文/奧倫·卡斯（Oren Cass），譯/王宏澤】

我首次了解到阿片類藥物的危機是在三次總統選舉前的2011年秋天，當時我是米特·羅姆尼競選活動的國內政策主任。新罕布什爾團隊詢問我們的計劃是什么。

那時，阿片類藥物已經引發了持續多年的美國歷史上最致命的藥物流行病。我很慚愧，我當時甚至不知道阿片類藥物是什么，可能就像鴉片？我在網上查了一下，是某種藥丸。我告訴大家這是優先問題，奧巴馬總統并沒有在解決這個問題。那一年，全國有近23,000人死于阿片類藥物攝入過量。

我也沒能置身事外。美國的政治階層正處于自我正義的脫離狀態，脫離了它所統治的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

奧巴馬先生和羅姆尼先生在舊金山（2008年）和博卡拉頓（2012年）私人募款活動上發表的臭名昭著的“苦澀依附者”和“47%”言論很好地反映了當時的氛圍，這些言論顯示出他們對生活在這兩個地方之間的選民的輕蔑。

阿片類藥物危機在選舉后的幾年中獲得了更多關注，尤其是在2015年，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的研究關注了“絕望之死”。

當然，2015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發展是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競選的開始和他隨后在共和黨初選中擊敗了16名堅持黨派正統的對手。

在2016年的大選中，他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前第一夫人、參議員和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而后者也并沒有掩飾自己對美國人的看法：在公開講話中，她欣然將支持特朗普先生的一半選民歸類為“可悲的人”，她的聽眾們也對之大笑并報以掌聲。

那一年，全國有超過42,000人死于阿片類藥物攝入過量。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2日，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中心，一個人在吸食芬太尼。視覺中國

在美利堅合眾國這樣的民主共和國，人民選舉領導人代表他們治理。投票機制是對一個不響應、無能或腐敗的統治階層——或者，正如民主黨可能正逐漸意識到的，一個堅持選用領導能力被選民質疑的候選人的統治階層——的制衡。如果那些掌權的人開始相信他們是唯一合乎邏輯的選擇，人民總是可以證明他們是錯誤的。對于沮喪的民眾來說，一個反建制的局外人制造混亂的能力是一個特性，而不是一個問題。將這樣一個候選人提升到高級職位應該立即在政府、法律、媒體、商業、學術等領域的高學歷領導者中引起深刻反思和根本改革——總的來說，就是精英階層。

不幸的是，對特朗普先生成功的反應恰恰相反。在特朗普當選后，面對他很可能再次當選的現實，大多數精英加倍下注。背后的思維邏輯是：我們沒有失敗，是美國人民讓我們失望了。在一些敘述中，心懷不滿的美國人只是沒有珍惜他們的繁榮。在另一些敘述中，他們無法做出明智的判斷，使他們容易受到煽動和外國操縱。或者他們只是太種族主義了，根本不在乎——更不用說根據民意調查，大多數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女性和少數族裔，而且他比以往的共和黨領導人吸引了更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支持。

特朗普先生絕不是民意的理想代言人，特別是考慮到他在2020年總統選舉后自己就努力違抗民意。但舉國人民，在充分了解這種行為后，似乎更喜歡他了——至少與其他的選擇相比。不知怎的，精英對這種羞辱性的領導力指控的反應是加倍的固執：他們宣稱，如果選舉結果不如他們所愿，民主本身就會受到威脅，即便他們在追求明顯反民主的策略。那進展如何呢？一項針對搖擺州選民的最近民意調查發現，大多數人認為“對民主的威脅”是即將到來的選舉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他們更有可能相信特朗普先生能夠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

結果是令人震驚的不負責任的國家級斗雞游戲。從一邊沖過來的是仍然完全致力于自己的偏好、為了自己的利益操縱權力杠桿、為兩個黨派提供候選人以維護現狀的精英。從另一邊沖過來的是普通人，大多數美國人，他們拒絕精英的偏好，但感到無法主張其他的，除了民主給予他們的最后手段。雙方都盡可能大聲地鳴喇叭。

當地時間2024年7月17日，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持續舉行。視覺中國

人民不會靠邊，也不應該靠邊。正如西塞羅在2000多年前所說：“政府的管理，就像受托人的職責一樣，必須為了那些托付者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受托者的利益?！比魏侮P心美國民主未來的人，首先應該關注的是精英們奇怪的信念，即道路是屬于他們的。這是當前不穩定的根本原因，也是對共和國最嚴重的長期威脅。

無論任何一次選舉的結果如何，美國憲法都應該能夠彎曲而不斷裂。它以前是，將來也會是這樣。用一般認為是詹姆斯·麥迪遜的話來說，“對人民的依賴無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經驗已經教導人類輔助預防措施的必要性?！?比如權力分立、制衡、州與聯邦權力的相互制衡。但是，沒有一個系統能夠從如此不響應的統治階層中拯救一個國家，以至于它會選擇加速走向政治崩潰。

認真對待多數人的偏好，即使它們與更精明的專家的偏好相沖突，通常被誹謗為民粹主義。即使當選官員和他們的技術顧問可能對如何最好地實現人民的目標有特殊的洞察力，但也只有人民才能決定這些目標應該是什么，以及它們是否正在被實現。

阿片類藥物死亡不僅僅是一個可怕的悲劇。它們也是一個國家衰敗和絕望的標志。普通工人的工資幾十年來一直停滯不前，我在我工作的智庫American Compass進行的研究發現，普通工人的收入不再足以為家庭提供中產階級的安全感。

我們還發現，只有大約五分之一的美國年輕人能夠順利地從高中過渡到大學再到職業，對于年輕男性來說，這個數字甚至更低。反貧困學者Scott Winship已經發現，對于25至29歲的男性，經過通貨膨脹調整的中位數收入和報酬在2020年比50年前更低。特朗普先生當選前的幾年，是有記錄以來美國人18至34歲更有可能與父母同住而不是獨立與重要的另一半居住的第一次。

以擁有的平板電視數量、接受的醫療治療和攝入的卡路里來衡量，美國人一直在向上發展。但是，盡管流行媒體經常將美國夢解釋為在物質上比父母過得更好，但American Compass與YouGov合作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18至50歲的美國人更有可能認為“掙足夠的錢來養家糊口”是最重要的。

相關的，我們的民意調查發現，絕大多數美國父母認為“能夠在一個家長的收入上養家糊口”是中產階級生活的重要或基本標志。對于所有關于“向上流動”的討論，超過90%的美國人在2014年皮尤調查中都認為“財務穩定”比“向上流動”更重要。

請注意，相比之下，擁有大學學位和最高收入的小部分上層階級美國人將美國夢更多地看作是他們的才能和努力能帶他們走多遠，而不是支持家庭甚至結婚生子。他們更傾向于讓兩位家長全職工作并全職使用付費托兒服務，并認為提供“最可能的職業選擇但離家很遠”的中學后教育比提供“離家近的好職業選擇”的更可取。盡管所有其他群體都說他們更傾向于后者。

在一個又一個問題上，同樣的模式反復出現。盡管政策倡議通常旨在最大化效率和增長、將人們推向機會并從經濟贏家向輸家再分配，但典型的美國人對地方有著依戀，關注家庭，致力于制造事物，并愿意為了這些優先事項而接受經濟權衡。

公共教育過度地將資源投入到讓學生進入和完成大學，而不是他們最終選擇的其他道路。但American Compass的調查發現，美國父母幾乎以三比一的比例認為，更重要的任務應該是"幫助學生發展在他們生活的社區建立體面生活所需的技能和價值觀"，而不是幫助學生"最大化他們的學術潛力并追求進入聲譽最好的學院和大學"。大多數人更愿意讓他們的孩子提供三年的學徒制，通向好工作，而不是全額大學獎學金。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最近評論說，對美國制造業的關注反映了“對保持受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男性在城市外占據強大地位的迷戀”，他認為這些人一直在美國占據這種位置。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制造業的重要性只是常識。

另一項American Compass的民意調查發現，美國人以10比1的比例同意“我們需要一個更強大的制造業部門”，最常見的原因是它“對一個健康、成長、創新的經濟很重要”。當被要求選擇時，大多數人寧愿支付更高的價格來加強國內制造業，而不是應對氣候變化。只有上層階級在這個問題上是平均分配的。

當地時間2024年5月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威斯康星州斯圖特萬特的蓋特威技術學院。拜登吹捧兩黨關于基礎設施和半導體補貼的立法，聲稱立法為美國各地的社區帶來了新的投資，并刺激了國內制造業的復興，并批評特朗普看著美國就業機會流向中國。視覺中國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嗎？”， 也許是。盡管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移民對國家有好處，但在記錄上從未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希望提高移民水平；贊成減少移民水平的聲音幾乎總是更強。

所有這些偏好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們本質上是有效的。沒有任何一位專家提供的可能擁有更高訪問權限的統計分析會比人們實際重視的東西以及他們選擇做出的權衡更加重要。領導人可能尋求塑造公眾輿論并改變偏好——實際上，這是領導的一部分——但他們也必須服從于結果。他們的義務是追求群眾的優先事項，而不是他們自己的。

民主黨慶祝工人力量，但對執行移民法幾乎沒有偏好，更不用說降低低技能移民的合法水平了。其教育政策努力償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的債務，卻放任不管創造債務的破碎的系統本身，同時對大多數沒有獲得大學學位的人都照顧不佳。